张艺谋是继谢晋之后公认的电影大师，因为执导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又被戏称为“国师”。从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老谋子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艺术巅峰。

    《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属于反思类电影，都是讨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较量，讨论在体制内人的挣扎和情欲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和挣扎则带着明显的时代思想烙印。《大红灯笼高高挂》摒弃了《红高粱》那种大写意的手笔，全片的故事锁定在四面封闭的深宅大院中。利用这个封闭的空间，张艺谋将封建礼教对人的压制表现到了极致。尤其是在影片最后使用的连续叠化中的“囚”字形结构，直接表明了主题。

    张艺谋的拍摄手法更多的是对第四代导演纪实类拍摄手法的颠覆，开启了人们对电影的探索。《秋菊打官司》直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直接使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与之前《红高粱》那种构图意识强烈的电影截然不同。《秋菊打官司》以偷拍为视角，这种对电影的多元探索，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1994年张艺谋拍摄的《活着》同样取得超凡的艺术成就，但该片并未过审，留下遗憾。1997年，张艺谋一改自己擅长悲情色彩的风格，开始尝试喜剧作品，联手姜文拍摄了《有话好好说》，同样取得成功。1999年他接连推出两部作品，《我的父亲母亲》充满诗意浪漫，用抒情、单纯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带着乡土气息的爱情故事。《一个都不能少》是反映现实农村教育的影片，张艺谋大胆地起用了非专业演员作为主演，再加上纪实的拍摄手法，这种真实感感染了观众，于是这部“最不像张艺谋风格”的电影成为他作品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此后，艺术成就和观众认可度升至顶端的张艺谋开启了商业电影路线，耗巨资拍摄了武侠片《英雄》和《十面埋伏》、进军贺岁档拍摄《三枪拍案惊奇》等。张艺谋的这些改变无一例外地充满了争议，单从票房看，他的电影开始逐步卖座，但赢得的口碑却成反比。无论如何，上世纪90年代是张艺谋艺术生涯的黄金期，那时取得的艺术成就连他自己都不能再次复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