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钱慧安所作年画《桃源问津图》

图② 杨柳青年画《欢天喜地》

图③ 年画《庄稼忙》

  “北宗画传杨柳青”，在年俗文化发展史上，津味儿年画占据一席之地。位于天津城西郊的杨柳青，因水多田少，催生了“家家都会点染，户户全善丹青”的年画手艺。杨柳青年画，曾是旧年北方地区民众过春节的人气年货，烘托喜庆气氛、祈福美好愿望，少不了门上、墙上的几张年画。时而如宫廷画般雍容，时而如文人画般典雅，时而如民间画般率真，时而如明星照般摩登，津味儿年画身上的多变气质，是无数民间工匠、画师、艺术家不断顺应民众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推陈出新的选择。

  一

  贴年画是传统中天津民间过年的惯例。1849年，宝坻乡贤李光庭在其所著《乡言解颐》一书中，专门列出“年画”一条，记录了这一习俗：“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

  李光庭是宝坻林亭口镇的才子，乾隆年间，他以深厚的家学功底和聪慧的天资禀赋考取举人，离开家乡。在北京做过负责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事务的内阁中书，又一度平步青云到湖北黄州做起掌管一方事物的知府。晚年，难忘乡情的李光庭回到天津，退隐家园，笔耕不辍，写下《乡言解颐》一书，用大量诙谐幽默的乡言俚语对家乡进行了记录。李光庭不可谓不认真，查阅比对现有资料，他很可能是最早将“年画”一词写进书里的人。

  李光庭在这则记载中至少透露出，在清末的宝坻，民众将节前打扫完屋子贴年画，设定为轻松的游戏环节，可以哄孩子玩，可以起到教化作用，也可以怡情悦性。

  二

  在作用众多的天津民间年画中，寓意祈福迎祥、消灾解难的门神画无疑是重头戏。

  林凤祥、李开芳领导的北伐军一打来，这众多门神首先就成为被革新的对象。1853年冬，洪秀全派遣的太平天国军队挺进华北，占领静海和独流镇，前锋部队一度抵达杨柳青。在与清军时进时退，时战时守的僵持中，太平军将领没忘记对意识形态阵地的占领。驻扎天津期间正值春节，太平军利用天津地区的风尚，采用年画的形式，绘制了一套以草虫花卉、翎毛走兽、山水风景为主题的新年画。

  林凤祥、李开芳无意扫除封建迷信，但天津本地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旧年画，在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各信徒眼中，无疑是异端。因北方天寒，1854年天津的第一场大雪，又来得比往年都早，本来就缺衣少穿，加上冻伤严重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停留了短暂时间后，于正月初八突出重围，撤离天津。其推出新年画的举动，可谓向吉凶宜忌迷信宣战，具有正面意义。

  三

  光绪年间，生于宝山高桥镇花园浜村（今上海浦东）的钱慧安，乘坐漕船，沿着过去吴承恩、陈老莲等往返的路程，踏着前辈文人画家的足迹，只身顺流来到“小苏杭”杨柳青。

  钱慧安以擅长画人物著称，到天津之前，已是上海闻名的肖像人物画家。在1876年葛元煦所著《沪游杂记》中的“书画名家”条目里，钱慧安是上海唯一一位专长人物的画家。清末张鸣珂也在其所著《寒松阁谈艺琐录》中对开埠以后上海的名画家进行记载：“侨居卖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其次，画人物则湖州钱慧安……皆名重一时，流传最盛。”当时的钱慧安已与山水花鸟画家胡公寿、任伯年齐名。

  清朝末年，杨柳青画店之间竞争激烈。由于杨柳青年画是北方年画市场的主要货源，连北京的木版年画也大多来自天津杨柳青。为追求销量，许多画店不惜重金聘请著名画师作画和刻版。杨柳青名画店齐健隆字号历史悠久，资金雄厚，以重金礼聘的诚意向钱慧安伸出橄榄枝。画家本就靠卖画维生，卖画获利无可厚非。但是相较于获利，钱慧安的杨柳青之行有更多的远见。苏州的桃花坞、河南的朱仙镇、天津的杨柳青、潍坊的杨家埠，是清代乾嘉盛世以后并称的四大年画流派。其中，又数杨柳青和桃花坞最具知名度，传统中有“南桃北柳”赞誉。抱着对年画艺术的兴趣，钱慧安从繁华的上海出发，来到杨柳依依的古运河畔杨柳青，为木版年画作坊起稿出样。

  他先住在齐健隆画店，后又应爱竹斋画店主人王金甫之邀，到爱竹斋画店。他向周围的画工艺匠学习，汲取民间艺术元素，也为年画艺术增添了不少新色花样，刻成画版绘制出售。题材多半是民间故事、《红楼梦》故事、前人诗句以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比如《春风得意》《麻姑献瑞》《张敞画眉》《窦氏五桂》《琴瑟和合》《骑驴过小桥》等。杨柳青旧俗，每到腊月中，玄帝庙前设画市，各作坊的新版年画都集中到那里展出，任人购买和评说。钱慧安的画样不仅在天津周边的画市张贴，在北京城内打磨厂一带的画店有售，还远销东北及山西各地农村，受到欢迎。

  这位海派艺术宗师对杨柳青年画有两大贡献：一是将传统人物画稿的精髓移植到民间年画艺术中。他笔下的人物，清癯秀雅，用线纹勾描五官部位和脸形轮廓，色罩肌肤。他画的《红楼梦》故事，如《庆寿辰宁府排家宴》《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有情、有景，清丽的人物形象、华美的衣装佩饰、高雅的室内布置，契合人物性格和意境。二是将文人画的淡雅带入年画中。传统年画喜欢浓墨重彩，他把高古俊逸的文人画风格带入年画，又把传统的年画色调改成淡匀，用淡墨浅色渲染衣物，赭墨勾画头脸眉目，线如版刻，色彩淡雅。诚如冯骥才所言：“钱慧安的画风给杨柳青带来一股审美之风。”蔡绳吾在《北京岁时记》中也称其“色改淡匀，高古俊逸”。

  四

  宣扬文明、御侮图强、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事题材改良年画，是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曾国藩在《宝蘅荷尚书》中，就曾记述“天津教案”后，天津民众刻印时事年画之事，说：“天津民情嚣张如故，将打杀洋人画图刻板，剧印斗方、扇面，以鸣得意。”

  曾国藩对于阿Q精神和非理性行为的评价有公允之处，但即便是曾国藩，也无法回避仗义耿直、嫉恶如仇的天津民众通过年画所表现的强烈爱国色彩。

  甲午战争中，时事题材年画一度充当爱国心切的天津民众预测战事的情报员。1926年天津《语美画刊》就曾记载：“天津甲午之战，串小巷敲锣卖糖者，皆代卖木刻小画，用粉帘纸印，横九寸，高五寸，所印除滑稽故事外，多战事意想上的消息，幅值一文。”

  清末，北京《京话日报》的彭翼仲在报上提倡年画改良。天津杨柳青齐健隆等画店受其影响，刻印了一些宣传提倡办学堂、满汉平等、提高女权的年画新画样，如《满汉平等》《女子求学》《女学堂比武》《不知自量》《礼尚往来》《发财富改良画》《爱国大扑满》《戒烟图》等。在齐健隆出品的新式年画上，还刻上了“请看看吧，齐健隆出了改良的年画咧”的文字。如果说早期的反洋人时事题材年画还包含着非理性元素，此时的改良年画已经有反映新时代精神的内涵了。

  五

  1911年春，钱慧安在上海离世。不知这位死后无遗物无房产的画家在弥留之际是否忆及杨柳青。他的徒弟阎道生此时正在北方的天津，继续为天津年画事业贡献着力量。

  阎道生是静海人，1883年出生于一户乡村塾师家庭，幼年随父亲读书习字并自学绘画，十二岁时到杨柳青当学徒，与正在杨柳青为画铺绘制年画画样的钱慧安有了师生缘。画艺上的天赋初露锋芒。1908年南下入湖北武备学堂，后弃学北归，沿江游历写生，积累了大量绘画素材。1909年应直隶教育图书局之聘，绘制教科书插图。1912年6月，供职直隶提学使司学务公所社会科从事年画改良工作。

  民国初年，鉴于传统年画不能完全满足大众的审美要求，为了辅助社会教育、破除陈旧陋俗、革去社会恶习，由政府主导掀起了一场反映新风气、新内容的年画改良运动。阎道生所在的直隶提学使司学务公所社会科在对杨柳青年画进行考察后，对传统木版年画分门别类，将有愚忠愚孝、仇杀暴力宣传嫌疑的《王祥卧鱼》《翠屏山》《杀子报》等年画列入禁印之列。

  旧的去了，新的要来。阎道生一方面对各画店送来的新画稿进行指导，一方面参与了大量模范画稿的绘制工作。据阎道生的孙子阎伯群总结，阎道生创作的新年画作品中，有宣传摈弃“四毒”的劝诫类，有破除迷信、倡导文明类，有宣传家庭教育、幼儿教育类，有弘扬爱国主义、抵御外辱类，有宣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类，有宣传珍惜光阴、立身报国类，还有倡导产业报国类。

  六

  1930年，国民党天津当局曾委托绿蕖美术社的天津著名画家赵松声、苏吉亨，负责年画改良一事，但出于种种原因，此事无果而终。

  结合《益世报》《北洋画报》等当时报纸的介绍，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天津市面上呈现出的几种“年画”：一种是美人画，即月份牌挂历，画工精细，着色美丽，画上的美人，或含蓄文静、或热辣奔放，烫着头、蹬着高跟鞋、穿着洋装、旗袍高开衩，或弹钢琴、或看书、或照镜子，充满自信地展示着自己的女性魅力；第二种是童画，画面上是一群活泼天真的孩子，露出或哭或笑或喜或怒的神情；第三种是门神画，如《财神》《福禄寿三星》《五大家》（狐、黄鼠狼、刺猬、蛇、鼠，是一种带有天津地方色彩的信仰）；第四种是颂画，如《吉庆有余》《连生贵子》《平升三级》《招财进宝》；第五种是戏画，取材于戏剧，如《八蜡庙》《三娘教子》《过招关》等；第六种是故事画，如《猴抢帽子》《老鼠娶媳妇》。

  这些年画中，有一些是有伤风化、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对年画社会教育功能的思考。1931年2月8日，天津《益世报》刊出文章称：“我国三尺童子，无不知有姜太公斩将封神；无不知有孙悟空一个筋斗，能折十万八千里；无不知有白玉堂、黄天霸，会持刀杀人；无不知有窦尔敦、费得功，是高来高去的飞贼，专会偷米面，抢妇女；无不知有花蝴蝶、采花蜂，能飞檐走壁，到处采花作案。”坦言不良年画对儿童教育启蒙的危害。

  为了推进年画改良，热心人士也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如美女画“应择古今中外女界中之有名人物，或有功于家庭，或有功于社会，或有功于国家，按当时之事迹，绘成精美图画，附以小传说明……其余则绘目前之女子职业，如纺织、种稻、刺绣、烹饪，以致充女教员、女知事者，均按其职业，绘以精美之图，而另为文说明之”，起到激发女同胞独立意识，引导其步入正当职业的作用；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腐旧年画，“应一律废除，而易以各种职业画，与爱国爱群，及有关公益之画”；儿童画“应加入浅近教育，或涵养其自然德性，或牖启以科学知识，或激发其爱国之念，或助长其好胜之心”。甚至有人提出年画要有时代特色，反映社会生活，尽社会责任的主张，称“画长江水灾，可以动悲悯之心，画东北外患，可以生爱国之念，画马将军大战江桥胜于‘岳武穆威震澶州’，画朱将军南北施赈，胜于‘包文正陈州放粮’，画‘救国勿忘读书’，胜于‘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画‘绝食救国’胜于‘日进斗金’。”

  赵松声是当时天津画坛响彻一时的人物，他所绘的作品被当时清宫皇室、军阀巨擘、资本家、日本人等竞相重金搜购。苏吉亨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国画大师陈师曾的弟子。他不但画艺精湛，而且很有社会活动能力。

  关于赵松声、苏吉亨这次没有结果的年画改良，天津《北洋画报》只用一句“事终未成，颇可惜也”表达了遗憾。但分析原因，艺术家未能找到高雅年画和民众需求的结合点恐怕是重要方面。富华印刷厂创始人张昆山的儿子张钰甡曾回忆过一段往事，为了广开销路，富华曾聘请过著名画师徐桐岗担任经理，“徐先生擅长绘画，精于梅兰竹菊等花卉，山水画也有一定造诣……所画的山水花卉，带有浓厚的文人画的色彩，不适合群众口味，印制的大批年画成品销不出去，积压在库房里形同废纸，所增加的资本几乎都赔了进去。徐桐岗为此很懊丧，半年后罹病逝世”。在强大的民俗文化惰性面前，艺术家曲高和寡的无奈可想而知。

  七

  在致力杨柳青年画改良的人物中，郑国勋是不能回避的角色，他是民国年间长期冲在年画改良第一线负责把关的老资格。郑国勋生于1882年，是杨柳青镇南乡庄子人。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从事画商买卖的郑国勋就被直隶提学使司委以重任，负责旧画稿的调集呈送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天津沦陷，杨柳青年画遭遇了惨淡景象。日伪政权打着保护各县出产、富国养民的旗号，对民间宣扬封建思想、有碍教育风化、优劣不齐的年画旧画稿进行清整。负责此项工作的是第一民众教育馆，兼顾各方利益，经各画商推举，在12月3日向年画改良方面素有经验的郑国勋颁发了委任状。授权他负责对“画商新旧画稿查尽检呈审核”。

  按照民众教育馆同期颁布的《年画审查办法》，审查标准主要有三项，一是有无教育意义，二是有无迷信神圣，三是是否合于美术及情理。郑国勋参照审查标准对各画商报送的年画进行初期筛选。

  一般而言，民众教育馆都会给这位年画改良“老臣”足够的信任和面子。比如1938年5月7日，他代富华画庄和协成画庄报送了十幅年画，富华画庄的为《鲤鱼跳龙门》《功名富贵》《攀桂乘龙》《映雪丰年》，协成画庄的为《儿童斗富》《福星高照》《包发大财》《和睦乡里》《我要钱》《兄弟同喜》。民众教育馆提出几条改良建议后全部通过。建议中，有将《攀桂乘龙》的真龙改成假龙；“映雪丰年”标题改为“瑞雪丰年”；“包发大财”里脱离时代特色的元宝改为钞票银币；体现老年人财迷心理的标题“我要钱”改为“要钱做什么”。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郑国勋晚年在改良年画上所做的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