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古文化街当“导游”(图)
移居意大利的朋友年前通过微信告诉我,他女儿要回国看看中国人怎么过春节,想让我领她转转,顺便讲讲天津人过年的民俗,这便给了我一次在古文化街当“导游”的机会。
朋友的女儿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淑芳,她是在意大利出生的,如今是英国一所大学的硕士毕业生,虽然父母都是中国人,身上流着纯正华夏民族的血,但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她能说流利的中文,也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但一个字也不会写,用“半文盲”来评定她的汉语水平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那天正值农历腊月廿六,刚踏进古文化街的牌坊,浓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大红的门窗,大红的牌匾,大红的灯笼,大红的春联,大红的吊钱儿,不仅整个古文化街被装扮得红红火火,连女孩淑芳的脸也被映得更加红润。面对这红彤彤的场景,这位在异国出生的女孩显得非常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两只大眼睛泛着充满喜悦和惊奇的光。我引着她边在人群里穿梭前行,边给她做着讲解。
我先给她讲的就是这大红的吊钱儿。这种刻有吉祥图案和文字的大红纸,不仅有着类似窗花的功能,还是接近于剪纸的民间手工艺品,是天津卫独有的“年货”,清代天津诗人周宝善有诗云“先贴门笺次挂钱,撒金红纸写春联。竹竿紧束攒前帚,扫房糊窗算过年”。生动地描绘了旧时天津卫老百姓过年的景象。我的一位从甘肃来的文友首次在天津过年,即被家家户户窗上贴的这种红纸搞得莫名其妙。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后宫的广场,这里是古文化街的中心。站在人流更加密集的广场,我仰望着两根高大的旗杆对淑芳讲起了天后宫,在浙、闵等沿海地区天后宫被称为“妈祖庙”,在咱天津则被称为“娘娘宫”,宫南宫北历来就是天津卫的热闹场所,古文化街就是围绕娘娘宫兴建的。娘娘宫里供奉的“娘娘”,是一位名叫林默的姑娘,传说中是保佑出海船只和航海之人的海神,宋代时先后被封为“灵惠夫人”“灵惠妃”,元朝时被封为“天妃”,到了清朝又被封为“天后”。在天津卫,“娘娘宫”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求嗣,而且随着航海使船之人的减少,求嗣似渐变成了主业。许多新婚的媳妇常在婆婆或大姑姐、小姑子的陪同下来到娘娘宫上香,然后从供桌底下“偷”走一个小泥人儿,天津称为“娃娃”。这个“娃娃”即为家里的老大,也叫“娃娃哥哥”,等来年生了孩子都算是他的弟弟或妹妹,家里的老大就是“娃娃哥哥”。
淑芳听得非常认真,眼里充满了好奇。我们边走边聊,不觉走进临时搭起的年货卖场,仿佛置身在红色的海洋,那些被标着号码贴在简易展示牌上供人挑选的样品,无论是刻着“四季平安”“招财进宝”的吊钱儿,还是驮着金元宝的“肥猪”和跳龙门的“鲤鱼”都洋溢着喜庆和吉祥。卖货的老板个个都是满脸带笑,按照买主的要求把品种配齐,再用旧报纸卷好递给顾客,既忙碌又有序。
我告诉淑芳,尽管年前满大街都有卖吊钱儿的,可偏有不少人非要到娘娘宫来买,这也是天津的一个习俗,要的是那种氛围,图的是个好彩头。淑芳突然问我,买吊钱儿要到这儿来图吉利,那贴吊钱儿有没有讲究呢?我说当然有了。按照天津过年的习俗,从腊月廿三开始一直到除夕夜都有周密的安排,什么廿三糖瓜粘(祭灶),廿四写福字……廿七宰公鸡,廿八把面发,廿九贴倒酉,等等,如今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公鸡不用宰了,馒头也不再自己蒸了,唯独这廿九贴倒酉多数人还是遵守的,对联、吊钱儿、福字以及“肥猪拱门”的剪纸等都在这一天贴好。
我还告诉淑芳,如今贴吊钱儿的时间比较统一,但也有许多人家只知道贴,而不知道啥时揭,有的人家防盗门上的福字和吊钱儿一直贴到转年的年底,那也是不符合民俗的。按照天津卫的习俗,到了正月廿五这天,传说是老鼠的生日,家家要吃米饭熬鱼汤,为的是让猫儿有鱼吃而不再去捉老鼠。同时要把贴的吊钱儿、福字揭下来,象征性地在地上打一个囤,预示来年五谷丰登,财源茂盛。家里有鼠,表明余粮丰厚,这当中也蕴含着辩证的哲学思维。
此时已近中午,古文化街的游人越来越多,当中不乏手拿小三角旗的导游引领下的异乡客。我和淑芳好不容易才挤到卖茶汤的笼嘴儿大铜壶前,买了两碗传统的秫米面茶汤边吃边往前走,还领她品尝了老味的煎饼果子。看到出生在异国的姑娘对这些天津美食赞不绝口,我也甚感开心和自豪。见她意犹未尽的表情,就又想为她推荐“狗不理”的包子和“十八街”的麻花。姑娘笑着推辞说再吃胃口就要抗议了。
我们从写着“雪晴”的牌坊出来时已是夕阳西下,淑芳要坐城际火车赶回北京的意大利使馆,我们就此告别。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味这次“导游”的经历,既感叹人的潜力之无限,更为天津和中华传统文化之博大点赞。
来源:天津文学艺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