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吴重憙画像

图② 烟台道56-58号吴重憙石莲庵

图③ 吴重憙《石莲闇诗》扉页

图④

图④图⑤ 吴重憙书法

图⑥ 《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扉页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以九国租界和近代建筑闻名中外。在现存数以千计的小洋楼中，烟台道56—58号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无论是绿树婆娑的夏日，还是真容显露的寒冬，匆匆的路人很少愿意多看它一眼。然而，打开《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年前，这里就已被文物部门认定为“吴重憙旧宅”。原来它的昔日主人并非寻常之辈——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末曾任河南巡抚的吴重憙，一直寓居在这里，藏书、校书、刻书直至终老，这所旧宅也由此有了一个更具文化意义的身份——吴重憙的藏书楼石莲庵（闇）。

  一

  吴重憙（1838—1918），字仲怿、仲怡、仲饴，又字少文、敬美，号梦舸、蓼舸、石莲，室名石莲庵（闇）、石莲轩，因别署石莲老人。

  吴重憙的祖籍，在今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城里村。无棣旧称海丰，“海丰吴”乃当地著名文化世家。始迁祖叫做吴士安，明朝永乐二年（1404）从直隶省迁安县移居山东省海丰县。有清一朝二百多年间，海丰吴氏科第不绝，其中仅进士就有九人，其他科名仕履可考者逾百，因而被乡民誉为“进士门第”。吴重憙六世祖吴绍诗，雍正六年（1728）举制科，仕至江西巡抚、吏部侍郎。高祖吴坛，乾隆二十六年（1761）恩科进士，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苏巡抚。曾祖吴之勷，乾隆二十年（1755）恩科举人，仕至湖北安襄郧荆兵备道。

  吴氏家族与天津的缘分，就是自吴之勷时代开启的。吴重憙的父亲吴式芬，嘉庆元年（1796）生于京师。吴重憙的祖父吴衍曾天不假寿，在吴式芬出生当年即告病故，吴式芬遂由祖父吴之勷抚养。吴式芬出生那年，恰好吴之勷补得直隶省昌黎县缺，故给孙子取小字“逢昌”。

  嘉庆六年（1801），畿辅一带大水成灾，吴之勷调知清苑县，旋即升任天津河防同知，吴式芬以此随祖父宦居天津，并开始入塾学习。嘉庆九年（1804），吴之勷擢授湖北黄州知府，九岁的吴式芬随侍祖父离开天津。其后，吴式芬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仕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加三级，诰授光禄大夫。现在的无棣县文管所办公地，就是当年的吴式芬故居，主体建筑至今保存完好。

  吴重憙是吴式芬的次子。道光十八年（1838）二月初七日生于北京。廪生。同治元年（1862）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正科举人，授工部郎中。以政简事治，光绪元年（1875）擢河南陈州知府。任内以振兴文化教育为先务，修缮圣庙并建崇经义塾。光绪十三年（1887）郑州一带黄河决口，亲临现场督修堤坝，设粥厂以活灾民。因为政绩显著，民声甚佳，吴重憙迁为开封知府。又以审结全省重案有功，升任江南江安粮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擢福建按察使，迁江宁布政使。光绪二十七年（1901），调任直隶布政使。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任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沪主持接办各省电报商局。光绪三十一年（1905），调任仓场侍郎。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江西巡抚，其间镇压了湘赣边界的萍醴浏起义，同年底擢邮传部右侍郎，次年转左侍郎。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任河南巡抚，赏戴花翎。宣统二年（1910）奉诏到北京，先后任陆军部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发生，次年皇帝逊位，吴重憙随即解职并迁寓津门。

  二

  吴重憙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光绪初出任陈州知府时，适逢袁世凯乡居闲适，创办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与吴重憙约为“诗酒友”。其间吴重憙帮助袁世凯以荫生进学读书，遂成为袁世凯的受知师。袁世凯出掌北洋之后，调吴重憙任直隶布政使。袁世凯母丧期间，吴重憙还护理了四十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吴重憙追随袁世凯，可谓是官运亨通，但也挨了不少的骂。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光绪末年，热衷功名者用以猎取富贵的捷径有两个：一个是商部，载振为主；一个是北洋，袁世凯为主……吴重憙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升为河南巡抚。”袁世凯的老对头梁鼎芬，谩骂得就更加直接，径直断言吴重憙“卑下昏聩”。台湾作家高阳在小说《瀛台落日》中，对吴重憙的描写也极尽揶揄讽刺。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委袁世凯兼任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感念“吴太守”早年的识拔，总是想着能够有所报答，便请吴重憙便衣相见，于是出现如下一幕：

  “老师精力倒还健旺。”

  “托福，托福！”吴重憙拱拱手说。

  “老师在上海的熟人多不多？”

  “这个……”吴重憙不知他的用意何在，老实答道，“只有广东同乡。”

  “对了！在上海广东人很多。那就行了！”袁世凯问，“不知道老师愿意不愿意到上海去？”

  这当然是有差使相委，吴重憙精神一振。“愿意，愿意！”他说，“宫保如有相委之处，理当效劳！”

  “老师言重了！我是在想，老师辛苦一辈子，也应该有个比较舒服的差缺，眼前有个机会，不知老师肯不肯屈就？”

  吴重憙大喜，急急答说：“肯！肯！肯！”

  这段对话极为生动，很有《官场现形记》的味道，把吴重憙描摹得颇为不堪。不过高阳毕竟是在写小说，肯定有艺术虚构和夸张成分在内。尤其是吴重憙的籍贯，都被高阳先生误为广东海丰，因此小说中吴重憙才说出“只有广东同乡”之语。

  吴重憙在袁世凯的保荐之下，很快出任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在沪任职期间，吴重憙还真干了件大事，就是与会办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海寰，商约大臣、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起，邀约上海官绅和驻沪机构代表协商，于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事业之发端。

  袁世凯一直未忘吴重憙的知遇之恩，就在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他还多次派人请吴重憙出任官职，不过均被吴重憙委婉地拒绝。据史料记载，袁世凯的使者“复至始被延入”，就是说再次求见才被放进门。可是还没等来人启齿，已被先行封住嘴巴，吴重憙说：“吾年逾七十，旦夕且死，宁有心依恋利禄耶？”最后袁世凯只得以公府顾问名义，每月向吴重憙致馈八百元。从现存资料来看，两人固然关系密切，但吴重憙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从未明确支持，可见头脑还是颇为清醒的。

  三

  吴重憙解职寓津时，住在英租界十四号路（又称博罗斯道），居所即今烟台道56—58号，这所宅邸的建筑面积有两千多平方米，为二层砖木结构，局部三层带地下室。外檐为清水墙，两侧置前凸式塔楼。楼内设有专门的藏书室，也就是著名的石莲庵。吴重憙的父亲吴式芬、岳父陈介祺，都是著名的藏书家。吴重憙受父辈熏染，终生酷嗜图书，在吴式芬旧藏基础上，继续大量搜求、鉴赏、整理。吴重憙也喜欢在书册题识，缕述源流本末，一得之见颇多。

  吴重憙与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章钰、缪荃孙等在津交游。他与章钰常以金石目录之学相互质证，所藏佳本秘籍章氏多曾寓目。章钰在《海丰吴抚部墓志铭》中谈到吴重憙云：“自少至晚岁，未尝顷刻废书，于先古遗文，尤保护如头目。”吴重憙对图书、金石的鉴别极为精审，所藏从宋元珍籍到明清善本在所多有，其中包括众多名家旧藏，其中见于著录的善本就有42种（其中抄本30种）。傅增湘跋吴重憙藏旧写本《春秋传注》云：“以藏印及题识考之，此书旧为潜采堂藏本，后归周松霭，旋以赠吴槎客，由吴氏以后入于唐鹪庵家。唐居于嘉兴，光绪中遗书散出，时吴仲怿侍郎适奉朝旨驻沪，得其抄校秘册甚多。”石莲庵藏有元刊本《图绘宝鉴》，书上可见明代庐江王及清代藏书家黄丕烈、陈鳣、吴骞、唐翰题等人的藏书印，章钰借读之后题识云：“钱塘丁氏有元刻本，为怡府故物，此本则为明庐江王所藏……较丁本尤为可珍。石莲闇秘籍充栋，亦当推为甲观。”石莲庵所藏以唐人写经《四分律》一卷最著。此卷本来是书法“清四家”之一王文治的旧藏，后来辗转归了吴重憙。他先后请何绍基、张之洞、严长明、王懿荣、石景芬等名家题跋。仅据以上数端，就可觇知石莲庵藏书质量不低。

  吴重憙藏书之外，还大量辑刻刊印文化典籍，其著者如《石莲庵刻山左人词十八种》，光绪十七年刻本；《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一百五十五卷，光绪年间刻本（光绪十二年至三十二年随刻随刊，光绪三十二年始汇印成丛书）；《豫医双璧》，宣统元年排印本。石莲庵所藏清初严启隆著《春秋传注》抄本，也经吴重憙刊刻传世。在津期间，吴重憙系统整理了吴氏明清两朝五百多年间的文章、诗词、奏议等，辑刻为《海丰吴氏诗存》四卷、《海丰吴氏文存》四卷、《海丰吴氏世德录》五卷、《海丰吴氏试艺》，被称为海丰吴氏家族的“小四库全书”。

  吴重憙的个人著述，主要有《麻鞋草》一册；《石莲闇诗》六卷（附词一卷、乐府一卷），1916年刻本；《石莲杂著》十卷，稿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有《晦明轩稿》《金石汇目》《吴氏族谱》等。吴重憙与友人义州李葆恂，合撰有《津步联吟集》。关于吴重憙的词作，李葆恂评为“激楚语必出之以和雅，衰飒语必出之以沉雄”，“迥非寒瘦词人所能跂及”，可见颇具特色。

  四

  1918年7月29日，吴重憙卒于天津寓所。关于吴氏卒年素有不同说法，此据《那桐日记》所载。那桐住在今南京路友谊宾馆址（现存新华路那桐旧居为附楼），与吴重憙家住得很近，而且两家来往密切，其日记所述当可征信。吴重憙去世后，棺椁运回海丰吴氏祖茔安葬。“文革”期间坟墓被掘，有限的随葬品四散民间。

  吴重憙的藏书，移藏天津石莲庵之前已有散失。尤其是光绪十八年（1892）遭到火厄，损失颇为惨重。他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说：“弟自壬辰一炬后，痛先藏之不能保守，除书籍及场屋须用外，均无意搜罗。”

  吴氏晚年生活落魄，所藏逐渐散出。1923年，北京开明书局李象乾，收得石莲庵藏日照许印林撰《攀古小庐手稿》《攀古小庐杂著》等二十余种。但石莲庵藏书的最后出手，还是在十年以后。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咏海丰吴氏藏书云：“清华家世海丰吴，此日真看竭泽渔。山涧口家翻半夕，弃余仍是杂精粗。”诗后伦明还解释说：“海丰吴子苾观察式芬，及其子仲饴侍郎重憙，累代积书，刊有《捃古录金文》《九金人集》行世。住南城达智桥，去余寓不百步。侍郎殁于辛亥后，遗书渐散，至去岁（按指1934年）九十月间，出尤亟，日见打鼓贩趋其门。最后，山涧口书贩李子珍以千二百金全有之，载数十车。”达智桥似是吴家在京居所，藏书当为后人移去。在伦明所言的最后“数十车”藏书中，包括有吴式芬校本《平津读碑记》、稿本《贞石待访录》等。后者十八巨册，伦明曾与书贾商购未成。吴重憙石莲庵藏书，其较精者为琉璃厂翰文斋韩滋源所获。燕京大学图书馆则购得《唐余纪传》《罔极录》等。著名藏书家傅增湘也收到少量。不过石莲庵藏书的主体，至今仍是不知所终。

  石莲庵藏书多钤有吴重憙的印章。据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所载，就有“重憙鉴赏”“石莲闇所藏书”“石莲闇”“海丰吴重憙印”“吴仲怿秘籍印”“海丰吴氏藏书”“石莲闇藏书印”“曾为吴仲怿所得”“仲怿”“海丰吴氏”“吴重憙藏印”“石莲闇印”“重憙”“中峄”“吴重憙”“石莲”“石莲经眼”“海丰吴氏石莲庵”等近二十方。

  石莲庵藏书还编有目录，于今知见者有三种：《海丰吴氏藏书目》《石莲闇藏书目录存》和《石莲闇藏书目》。《海丰吴氏藏书目》，抄本一册，乃吴氏手编，光绪二十五年（1899）完成，著录稀见图书1500余种。这册书目不著录版本，也没有分类，仅依据时空转换别为六个部分——“汴寓存书目”“己亥九月初八日由泊头带家书单”“己亥九月上海购江南机器制造局书目录”“秣陵存书目”“京寓存书目”“闽存书目”。《石莲闇藏书目录存》一册，为琉璃厂翰文斋购得吴氏所藏秘籍三十二种之后，为宣传售卖印行的题跋及印记。《石莲闇藏书目》，稿抄本十二册，多为吴氏自书，藏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室。

  吴重憙有四子，吴嵚、吴崶、吴豳、吴峍，均是知识分子，而且长、次、三子还任过不大不小的官职，可惜大都寿数不永，在吴重憙逝后两三年内相继离世，以致石莲庵的藏书也星散难觅，成为天津文化史上的一桩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