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王蘧常绝笔书《十八帖》（局部）

图②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蘧常著作《诸子学派要诠》

图③王蘧常先生在读书

图④王蘧常先生挥毫作书

图⑤王蘧常常用印“后右军一千六百五十二年生”

图⑥王蘧常常用印“端六先生”

图⑦王蘧常书赠亭林纪念馆联“行己有耻，博我以文”

  已故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诗人、书法家王蘧常先生，字瑗仲，1900年生于天津，浙江嘉兴人。早年师从沈曾植学诗书，康有为曾在沈曾植面前称赞王蘧常谓“咄咄逼人门弟子”。未及而立即负诗名，与钱仲联并称“江南二仲”而享誉诗坛。书法以熔铸碑帖于一炉之“蘧草”驰名海内外，日本书道界曾称颂为“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对其推崇备至。在无锡国专学习时，从唐文治学经文，与唐兰、吴其昌并称“国专三杰”。曾从梁启超学史学、子学，早年所编《三代史》，王国维读后与经史大家孙德谦谈起时，誉之为“王三代”。曾任教于无锡国专、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学科创始人。王蘧常一生著述宏富，纵横文、史、哲、艺诸领域。门人弟子众多，其中有文史专家冯其庸先生、书法家潘良桢先生等。

  对于一代硕儒王蘧常与出生地天津的渊源，人们一般仅限于从其简历中得知“1900年生于天津”寥寥数字，难以见到更详尽的介绍。在王蘧常诞辰120周年之际，这个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不揣谫陋，据相对可靠的史料，对王蘧常出生于天津前后的细节作简要考实，兼及王蘧常与梁启超、陈省身等长期寓居津门的学界名人之交游，并试述王蘧常出生于战乱的经历对其为人与为学之影响。

  “忧患余生”

  探究王蘧常与天津的渊源，还需从王蘧常父亲王甲荣自浙江嘉兴北上京津应试任职谈起。

  王氏一族为近代嘉兴名门，到王甲荣这一代，书香门风已绵延数代。据《部畇府君年谱》（王迈常、王蘧常编）记载，清光绪十五年（1889），四十岁的王甲荣考中举人。次年赴京，“保和殿复试列取二等”，此后几年几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可惜均是“荐而未售”。清廷于甲午海战之后，为整饬海疆，以朝廷重臣为北洋大臣，坐镇天津，广揽人才。王甲荣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由北京到天津，任津海关道西沽分关税务之职，同年十月，又应聘兼任集贤书院山长、辅仁书院山长。次年二月，任天津道署文案。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王甲荣受任直隶总督署文案，是时荣禄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三个月后，裕禄继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岁在庚子，清末最大的一次变局在京津地区发生。5月28日，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中国陷入空前劫难，史称“庚子之乱”。

  1900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六）正午，王蘧常出生于战乱之中的天津，据《部畇府君年谱》及《王蘧常自传》记载，王蘧常出生地点为天津“三太爷庙街”，这是王甲荣在津寓居之所。时王甲荣公务在身，闻报，记起《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所严事，对卫国贤士蘧瑗之才华与品德颇为崇敬，遂以“蘧”为名，“常”为辈行，故曰“蘧常”；并以“瑗”为字，行二，故曰“瑗仲”。王蘧常出生时，啼声甚洪。因此前蘧常女兄莲常夭折，王甲荣寄望蘧常茁壮成长，遂取小名“铁弥陀”。由于出生于端午后一日，故别号“端六”。

  王蘧常出生后十八天，王甲荣命夫人及长子王迈常带着王蘧常等，深夜潜行，先行由天津海关道转移杨柳青，准备南下返回嘉兴老家。而王甲荣则仍然守其职，辅助裕禄抗敌。后来，“七十二沽相继失守，北洋幕僚星散”，裕禄自裁，王甲荣“视其藁葬，始离去”。

  据《王蘧常自传》所记其母亲的回忆，彼时津沽大地“杀人盈野，白日无鸡狗声”，母亲怀抱幼小的王蘧常穿越战火和尸丛，默诵佛号，心中默念：“儿慎毋啼，啼则全家无生理！”而襁褓中的王蘧常竟一声未啼。又幸得王甲荣之随从、年少机警的天津本地人喜儿的协助，全家随其昼伏夜行，由杨柳青而胜芳、沧州，到沧州，终于坐上船，经运河颠沛南行返回嘉兴老家，历尽艰险而幸免于难。“至家乡已秋中矣。”王蘧常有一方印章刻“忧患余生”，意在纪念自己生于“庚子之乱”之中的坎坷经历。

  “三太爷庙街”在何处

  如前所述，1900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六）王蘧常出生于天津之“三太爷庙街”，那么“三太爷庙街”究竟在何处？

  今日之天津地图，已检索不到“三太爷庙街”。不过，在距离王蘧常出生日期很近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之《天津城厢保甲全图》（冯启凰绘）上，南运河之北、大胡同之西有一处与王蘧常出生地名相近的“三太爷庙”，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旧时天津各种寺庙因其独特性和显著性，往往成为所在地区的标志建筑物，因而对附近村庄、街道、胡同的命名造成了显著影响。今日天津地名中有“海光寺”“韦驮庙大街”者，均是彼时按此法命名而沿用至今的地名。

  “三太爷庙”所在地今属天津市红桥区，据《红桥区房地产志》之《红桥区早期寺庙及以寺庙命名的街道》一表记载，以“三太爷庙”命名的街道是“三太爷庙胡同”。同一表格上，以韦驮庙命名的街道是“韦驮庙胡同”，而光绪二十五年《天津城厢保甲全图》所载“韦驮庙”所在位置与今日天津交通图中“韦驮庙大街”之所在约为同一位置，因此，旧日之“韦驮庙胡同”，实乃今日之“韦驮庙大街”。由此亦可初步推断，《王蘧常自传》所载之“三太爷庙街”与“三太爷庙胡同”是同一街道。

  但是，街道名中“街”与“胡同”为什么会有混用的情况呢？“胡同”一词始见于元代，源于蒙古语“荷特”，泛指街巷。以“胡同”命名街道在京津地区较为常见，大约相当于南方的“巷”。据统计，旧时天津街道以“胡同”为名者，约占街道地名总数的60%。然而明清时“胡同”的名称多是靠口耳相传，鲜有以标牌挂在胡同口者，故而地名中“胡同”与“街”或有混用的情况。天津本地尚且有类似“韦驮庙胡同”与“韦驮庙大街”的混用或改称，则作为南方人的王甲荣、王蘧常父子，或因不习惯于“三太爷庙胡同”之称，故而改称“三太爷庙街”，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在光绪二十五年之《天津城厢保甲全图》上，三太爷庙之南面标有“督院署”。“督院署”是直隶总督天津行馆的别称。此处位于天津有名的三岔河口地区，具有“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的地理优势，水陆交通均十分便捷，工商发达，寺庙云集，文教兴盛。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总督直隶，从此将行署设于此地。而王甲荣受任为直隶总督署文案，办公地点即在此“督院署”。督院署北侧为三太爷庙，则以此庙名称命名的“三太爷庙胡同”与督院署距离非常之近，王甲荣步行上班所用时间当在十分钟以内。“督院署”的所在，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王蘧常出生地即在此附近之“三太爷庙”周边。旧时民间供奉“五大家仙”（包括灰仙老鼠、黄仙黄鼠狼、狐仙狐狸、白仙刺猬、柳仙蛇，俗称“灰黄狐白柳”），认为五大家仙是与人类长期伴生的，属于亦妖亦仙之灵异。其中狐仙排行第三，故称“胡三太爷”，“三太爷庙”所供奉的即是胡三太爷（即狐仙）。

  “三太爷庙胡同”既然消失了，然而其旧址究竟何在？据《天津市地名志·红桥区》记载，1976年地震，三太爷庙胡同及附近的新开路、新浮桥大街、沟头胡同、头道闸胡同、公议胡同、袁家胡同、利民巷西南部地段等七条街巷房屋严重震损。1977年至1980年，政府将这几条街巷拆除，改建居民楼，起初命名为新开路，后因重名，于1982年以界内原利民巷巷名改为“利民里”。如今，这一带仍然是繁华商业区，大胡同就在利民里的东面。

  不过，在光绪二十五年之《天津城厢保甲全图》上，大胡同及其西面的三太爷庙在南运河之北岸（所以原先大胡同亦称“河北大胡同”），为何今日之天津地图上，大胡同及其西面的利民里（即三太爷庙街旧址）却在南运河南岸？这是因为，1918年海河工程局与顺直水利委员会共同对南运河进行了裁弯取直工程，南运河由此改道。由此，原先本来处在南运河北的大胡同及三太爷庙胡同，就变成处在南运河南岸了。笔者查阅1930年的《天津市街图》发现，裁弯取直工程之后，大胡同就已在南运河南岸，然而地图上的街道名还沿用旧名“河北大胡同”，再查阅1932年的《最新天津市街图》则发现，此时该街道名已改为现名“大胡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蘧常自传》所述王蘧常出生地在天津之“三太爷庙街”，实乃“三太爷庙胡同”，原址在今天津市红桥区利民里界内（东临大胡同，西至影院街，南靠新开大街，北至南运河南路）。

  王蘧常与天津学界名人之交游

  “庚子之乱”后，王甲荣一家从天津一路辗转南下，于当年十月才回到嘉兴老家，王甲荣夫妇皆因劳累过度而病倒，可以想见旅途之艰辛及王蘧常幼小生命的来之不易。

  据王蘧常、谭其骧的忘年交卜桂林在《小弄堂里走出的三位同乡先贤》（载于《世纪》杂志2020年第1期）一文中回忆，为了有更多的机会谋个职业养家糊口，以及孩子读书的方便，因战乱而失业的王甲荣回到嘉兴后，并没有在王江泾镇的老家长期居住，而是带着一家人留在嘉兴城里，租住在谭新润（谭其骧父亲）家的后院（今在嘉兴市勤俭路椿树弄）。由于王甲荣因战乱而失业，家里几乎一贫如洗，买不起纸，少年王蘧常“几乎每天都有好几个小时在天井里的地砖上写字，写满了用水冲洗干净再写。四五岁的谭其骧经常会蹲在旁边看他写，有时还帮他当个小助手”。

  王蘧常少时聪颖而好学，1920年国学大师唐文治创办无锡国专，王蘧常从一千五百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二十四名学生之一，毕业后因受器重而留校任教。不过，王蘧常曾错失了一次北上求学的机会，从而也没有再回过天津的记载。2020年4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王蘧常尺牍集《蘧草法帖》（王运天、郭建中主编），最早的一通手札就是王蘧常1925年6月11日致王国维的《静安帖》，其中谈及自己欲师事王国维然而错过清华研究院报名时间之事。王国维早些年曾从报章上读到王蘧常所撰《三代史》，从而对王蘧常学术根底颇为赏识，得知王蘧常错失报名时间后，亦曾为之斡旋（王国维1925年8月1日致唐兰的复函，有“贵友□君□□事昨已与当局者商”云云），可是当时清华研究院录取名单已公布，根据研究院规定不能再行补考补录。两年后王国维逝世，王蘧常错失的这个机会再也无法弥补，这件事也被称为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憾事。

  王蘧常曾应父亲王甲荣之命，经张元济介绍而问学于梁启超（王甲荣、张元济、梁启超曾同年考中举人）。当然，并没有史料记载王蘧常曾北上天津问学于饮冰室。据《王蘧常传略》（王蘧常口述，黄清宁、柳巩阳整理）载，王蘧常曾得拜梁启超于上海，畅论子史之学。又据《王蘧常自传》，1927年，王蘧常曾“走书于梁任公年丈”以问学，得梁启超“以清华上庠油印本见赐，勖以辨别流派”，王蘧常后来撰写《诸子学派要诠》《先秦诸子书答问》《秦史》等，“皆造端于此”。晚年梁启超寓居天津，长期在清华、南开等校讲学，致力于文化与教育事业。因此，梁启超与王蘧常的师生因缘或可算是王蘧常与天津的另一种渊源吧。

  王蘧常还曾与长期在天津求学、任教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有往来。据王蘧常弟子、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沈侗廔在《随笔偶记十一则》（载于顾国华编《文坛杂忆》）中所记，陈省身父亲与王蘧常岳丈曾同寓天津，时陈省身就读于中学，在数学上已崭露头角，蘧常夫人沈静儒当时“攻读于天津师范学院，却短于数理”，因而“时往就教”。20世纪80年代，陈省身“回国时，必去上海蘧常先生处话旧”。另据《小弄堂里走出的三位同乡先贤》所记，文章作者卜桂林曾因王蘧常、谭其骧的嘱托去拜访过他们的中学同学与挚友陈省身先生——此处“中学同学”指的是谭其骧与陈省身的关系，因两人同毕业于嘉兴市秀州中学，而“挚友”则当指王蘧常与陈省身的关系。陈省身人文素养极好，20世纪80年代回国后，时与同讲学于南开的古典诗词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谈诗论词，有着长达二十年的交谊。可以推断，陈省身与王蘧常夫妇会面时，话旧畅谈的主题定然不止于数理之学。

  他配得上自己曾深受的苦难

  当然，笔者以为，王蘧常与天津的渊源，更深层次的意义或许在于，生于天津的苦难之经历，成为王蘧常沉郁而坚毅、厚重而苍茫的生命之底色，这对于王蘧常的人生乃至学术、艺术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据《王蘧常传略》载，王蘧常幼年时，母亲时时为王蘧常言之，八国联军入侵，以致王氏家业全毁。王蘧常虽幼，“往往为之面赤气涌，以此仇视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之痛矣”。

  后来，王蘧常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论面对怎样的困境，他都不愿与世浮沉，表现出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这当是坎坷之磨砺与学养之浸润共同作用的结果。

  1940年春，汪伪政府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大学，校长是王蘧常在无锡国专求学时期的某教师，屡次邀请王蘧常去担任文学院院长，虽胁之以利害、诱之以利禄，而王蘧常作长诗《节妇吟》为答，宁可一家老小艰难度日，也不肯受聘。后来，王蘧常所任教的国立交通大学被汪伪接管后，他与陈石英、裘维裕等六教授毅然辞职，曾有特务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逼王蘧常返职，然而王蘧常不计个人安危，义无反顾。

  诗文创作上，“忧患余生”的经历，使得王蘧常并非一味“两耳不闻窗外事”，其峥嵘风骨于笔墨间清晰可见。九一八事变后，王蘧常曾做不少文章发表于《申报》等报刊上，以鼓舞士气。全面抗战起，他诗笔纵横：“英雄血尽遗余垒，魂魄归应恋旧邦。”“虽死应留声响在，余威还使海涛飞。”“凭栏多少哀时意，并入潮声发浩歌。”……这些诗作后来辑为《抗兵集》，堪称一部壮观的抗战史诗。及闻日寇投降之讯，王蘧常欣喜若狂，大呼：“特大喜讯！鬼子投降了！”继而忽泪下满襟，高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两句，并说：“我现在才感到老杜的真性情，从肺腑中流出，每字都是实情实理。诗的下面说‘须纵酒’，能许我纵一下吗？”随之竟饮尽两瓶酒，大醉方休。后来画家严振绪以一幅雄鸡图相赠，王蘧常为之题诗曰：“独立苍茫何所之，雄鸡佩剑拟神姿。长鸣风雨天终晓，莫忘闻声起舞时。”

  在学术研究方面，王蘧常为中国传统学术之传承鞠躬尽瘁的同时，心中常有救世之愿望。王蘧常对明末清初学者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推崇备至，其辑《顾亭林诗集汇注》，盖亦寄托此意。受严复思想影响，王蘧常撰写《严几道年谱》，力图揭示严复致力于译述以警世而拯救国民的愿望，并赞成严复努力向西方学习并融通中国智慧的致思方向。

  晚年，王蘧常书法熔秦铸汉而以“蘧草”享誉海内外。1989年10月25日，王蘧常在上海逝世。观其绝笔章草书“十八帖”，遒劲老辣、浑厚苍茫，笔者以为，这不仅源于王蘧常几十年上下求索、熔铸碑帖于一炉之深功，更是其沉着劲健、浑厚苍茫的生命精神之体现。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王蘧常自出生于“庚子之乱”之中的天津起，以“忧患余生”历尽坎坷，然而其一生以高标的风骨和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成就了其崇高的人格和学养境界——他配得上自己曾深受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