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13岁，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这一年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年，纯文学铺天盖地而来，文学梦想正如滚滚而来的浪潮，裹挟了许多年轻人的灵魂。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与和平路一见钟情，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那天，我陪外地亲戚到和平路新华书店买书，家长告诉我，和平路真正体现了天津地域文化的特点：五方杂处、华洋杂处，老式建筑平添了岁月的包浆，洋气十足的味道里沁透雅致的民族色彩，而中西方文化差异给和平路带来的那种内在张力，正是它充满艺术魅力的缘由。

  从此，我就爱上了和平路，这里的新华书店也成为我的第二课堂，莎士比亚们隔着柜台向我遥遥致意，令我心旌摇曳，念念不忘。我的心灵几乎被文学梦想占据了，耽于想象的我，在文学的巨大冲击力面前，俯首称臣。

  有一次，在和平路四面钟附近信步闲游，看到一位老者正在给人们进行义务讲解，他讲起曾被称为“旭街”“罗斯福街”的和平路的传奇故事。我听得很入迷，并且暗下决心：有一天，我要将和平路写进我的文学作品！

  为什么要将和平路纳入我的写作版图呢？或许是首因效应吧？说实话，第一次走近和平路的那一天，我是很亢奋的。和平路带给我的惊艳之感是永远无法抹掉的记忆。实际上，那时和平路的街道还没有拓宽，商业活动也不如今天这般热闹，不过，和平路气场的强大，却足以将我这个新时期文学“看客”的灵魂吸附进去。我好像成了故事的女主人公：一个独来独往的女英雄，穿梭于和平路、南市和老城之间，去完成一项重要使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创意，是因为我已经生吞活剥了大量文学名著，又“鬼使神差”地与历史小说产生了恋爱般的化学反应，而和平路的历史文化色彩太浓了，简直就是一本古老而神秘的书籍，珍藏着大量尚未破译的文化密码，因此，激起我骊山探珠的勇气。

  漫步和平路，我总能看到旧时光的冰山一角，同时，天津九国租界的历史故事也渐渐浮出水面，成为我文学书写的背景墙。

  后来，我遭遇了生活中的诸般坎坷，每次练笔，又都以失败告终──或投稿石沉大海，或创作半途而废，终因生活压力过大而疏离文学。因此，对于和平路的变迁多为耳闻，极少目睹──我几乎无暇到这条被人们命名为“金街”的地方来发思古之幽情了。然而，我却始终保持着某种奇特的在场感，应该说，金街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与我的文学梦想相吻合，甚至可以说，二者须臾未曾分离。当我生活渐趋安稳之后，又与金街有了一次次的亲密接触──采访曾经在这条街上工作生活过的老人们。随着采访的深入，将和平路写进我的文学作品的想法又浮出水面了。

  2013年是我写作事业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年，我与和平文艺管理部门签约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日租界的女刺客》（出版时书名改为《女刺客》）。作为“津塔文丛”重点文学项目签约作家，我几乎是以一种长驱直入的方式深入扎根到天津地域文化中去了。

  对城市文化的深度思考，使我文思泉涌，《女刺客》的文字，汩汩滔滔，虽一日千里而不止。虽然有些内容写得还不太透彻，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然而，我还是充分享受到了“神与物游”的创作乐趣。

  和平路，在《女刺客》中闪亮登场，许多细节描写都与我少年时代的感觉密切相关。百货大楼，当年叫中原公司。我看过一些回忆性的资料，据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天津郊区奔往市区时，可以远远看到中原公司楼身上光芒闪耀的两个大字：中原。我将这一细节写进了《女刺客》，小说女主人公丁至柔第一次到天津来，远远看到中原公司的霓虹灯，心中无比激动。是啊，少年时代的我与和平区“一见钟情”。许多年之后，我笔下的丁至柔也是这种心情，遥相呼应，彼此映衬，这种“代入感”表达了我对城市记忆的珍惜与眷恋。

  在《女刺客》中，和平路暂时还原为当年的称谓──旭街。旭街，是一个带有日本色彩的街名，当然，也是一个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地名。1894年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签署了《马关条约》，1898年在天津强制1667亩土地辟为日租界。《辛丑条约》之后扩充日本租界至2160亩。在《女刺客》一书中，我将抗日战争时期民间抗战团体“抗日杀奸团”的历史故事与天津地域文化进行了一番“杂糅”，同时，也把自己的感受移情到小说人物身上，这种有温度的写法正可说明──“我与城”是融为一体的。少年时代留在脑海中的和平路记忆，终于在一番发酵般的文学阐释中得到了美好而宏大的升华。

  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脚步声，《女刺客》出版了，而我与和平路的故事却仍在继续。

  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指出，城市要为现代科技、生命个体和城市文化提供一个和谐共处、协同发展的空间，而当下的和平区是那样光彩照人，活色生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和平路将拥有更加美丽壮观的风景。

  感谢和平区文联为本栏目推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