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福 生于1945年，快板、相声演员。相声名家王本林之子，连笑昆弟子，马三立徒孙。北京市“非遗”太平歌词传承人，也是硕果仅存的几位能唱整段太平歌词的艺术家之一。

  马三立与王双福（右）

  印象

  曲艺界传奇人物

  传承快板与太平歌词

  今年76岁的王双福名气算不上人尽皆知，但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曲艺界的一个传奇。他生在曲艺之家，父亲王本林少年时拜连秀全为师学说相声，兼演太平歌词。王双福是连秀全之子连笑昆的徒弟，马三立的徒孙。他还是张寿臣的义子，也曾向马三立学艺。马敬伯、朱相臣、冯立樟等相声名家，李润杰、高元均两位快板书大师，都曾手把手地指点过他。

  王双福自幼登台演出，“画锅撂地”，后来和父亲一起到天津，参加声远茶社，又加入红桥区曲艺团，十一二岁就成了拿工资的正式演员。1974年，王双福参军，成为总后文工团的曲艺演员，后来又调入国防科工委文工团、武警总部文工团。几十年来，他一直活跃在部队的最基层，演出足迹遍布祖国各地。他创作并表演的反映部队生活的快板书《英雄诗篇》《武警赞歌》《金盾映昆仑》《党的儿女》《中华儿女》等，都深受广大官兵的喜爱和赞誉。

  回忆那些年，王双福说，自己从心底里爱部队，一直没有离开部队，“演兵、唱兵、为兵的思想在支配着我，为战士们演出是我最大的快乐。”那时候去部队慰问演出，常常只有他一个演员，那他就一个人唱快板、说单口相声、唱山东快书、唱太平歌词、唱莲花落，把自己会的一样一样往外掏。“有人说我是钢铁老兵，我更愿意把自己当做文艺轻骑兵、尖刀兵。”

  王双福个头不高，两眼有神，说话抑扬顿挫，爱抖包袱，舞台上更是潇洒自如，铿锵俏皮。他是当今曲坛硕果仅存的几位能演唱整段原汁原味太平歌词的艺人，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推崇。他编写了《王双福快板书选》和三本《太平歌词》，希望把自己学到的艺术传承下去，他说：“我最近每天整理太平歌词的段子，过去好多老先生没有文化，有些个别的句子不通，我把它们矫正矫正。但是也不容易，需要找对子，好多句子、词都得定好了，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我希望将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它是多少老前辈、老艺术家的心血，你加点儿我添点儿，改个腔，流传至今，不能在我们手里让它失传了。”

  四岁半在红星相声社演出

  稚声稚气常获意外“笑果”

  1945年，我出生在河南开封，父亲王本林是相声、太平歌词表演艺术家，20岁跟着白云鹏盯“四梁四柱”（中场）。1952年，我父亲去西安演出，军管会经常帮助我父亲，给他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我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以前的艺人没有地位，他非常感激党，感激部队给他的帮助，决定成立红星相声社和回民文化馆。红星相声社在西安做了很多贡献，抗美援朝时，我父亲带领红星相声社的演员们积极募捐义演，用所得收入和家里的积蓄为志愿军捐赠了一架“鲁迅号”飞机，得到西北局党政军领导的赞赏和表彰，在曲艺界传为佳话。我父亲始终带着大家在各方面做出积极响应，创作演出新作品，紧跟形势，编演歌颂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小节目，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称我父亲是爱国艺人。

  我自幼随父亲学艺，四岁半时就在红星相声社练功、演出，是地地道道的“娃娃腿儿”。 我父亲和红星相声社的叔叔大爷们排练、演出，我就在一边看，从小耳濡目染。有一次我父亲说：“你也学两段吧！”就这样，我学了两三段。我稚声稚气的表演常能获得意外的“笑果”，引得观众哄堂大笑。有一次柯仲平看见我，拍着我的头说：“小双福啊，你就是新文艺的接班人啊！”

  我父亲的师父是连秀全，他和连秀全的公子连笑昆情同手足。有一次连笑昆路过西安，在一个小联欢会上，看我有灵性、有天赋，是干这行的料，搂着我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徒弟。”就这样，我有了师父。

  我师父连笑昆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我师爷是相声泰斗马三立。相声圈里有句行话叫“一柳三火”，“柳”就是学唱。我师父连笑昆的“柳活”堪称一绝，他是以正唱为主，以正唱叫“尖”，让观众鼓掌，靠的是炉火纯青的功夫。尤其是学京剧的念白，行话说“千斤念白四两唱”，可见念白在表演中的分量。我师父连笑昆每次学京剧《草船借箭》中鲁肃的念白，都能赢得观众满堂的掌声和叫好声。为了学好师父的艺术，我经常缠着师父：“师父，师父，再给我遛遛活，多教我点尖的。”我师父特别疼爱我，总是一遍遍地给我遛活、过活，他常对我讲：“双福啊，功夫不亏人！”我跟着师父学了不少能耐。

  跟李润杰大师学快板

  八九岁就能卖艺养家

  1952年，快板书大师李润杰到西安演出，他特别喜欢我，问我父亲：“本林，双福有师父吗？”我父亲回答说：“拜了连笑昆。”“哦！笑昆的徒弟呀！那我就不能收他了。”润杰大爷又转头问我：“会快板了吗？”我说：“李大爷，快板我还没学呢，不会打板也不会唱。”“那好！我教你。”从此我就跟着李润杰大师学快板，他耐心地教我打板，一板一眼，一字一句，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地教我，那真是一口一口地喂。润杰大爷还把他当时最火、最拿手的快板书段子《武松打虎》“过”（传授）给了我，我非常感激。学会了李派的《武松打虎》，我又跟师父和父亲学了一段《十八愁绕口令》，这样我就能使几个相声段子和两个快板段子了。

  1952年8月，天水到兰州的铁路胜利通车，我父亲带着我参加典礼演出，那可是大场面、大舞台，底下黑压压坐着一大片，都是建设铁路的工人、技术人员。我一上台，观众看我是个小孩儿，个子还没桌子高，就哄堂大笑，把我父亲紧张得两手直捏汗。可我一点儿不憷，一段快板，小童声音儿尖，特别好听，台下的工人们马上就安静下来了，演出很受欢迎。从此，我跟着父亲山南海北地到处“走穴”。虽然年龄小，也称的上是“长腿儿”（走的地方多）演员。

  1953年，我随父亲到沈阳演出。这段时间，我父亲应师胜杰的父亲师世元邀请去抚顺演出，为了历练我，让我住在通辽的堂兄家。一天，我闲遛到闹市，见路边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艺人正在“撂地画锅”，这人正说评书《济公传》，但因为不善于“杵门子”（敛钱的套路），基本上没人给钱。我看见这一幕，急忙掏出仅有的几毛钱，扔到他的簸箩里。大人们一看，这么小的孩子听完都给钱了，也就不好意思白听了，都跟着给钱。听他说完这段评书，观众散了，我上前说：“您辛苦了，刚才我帮您带带杵（带着大家给钱）。”这位艺人一听：“嚯！小兄弟还会春典（行话）。”我说：“我是团春（说相声的），还能使蒯（唱快板的）。”说书人笑了：“明天你还来，你使蒯圆粘子（吸引观众），挣了钱咱俩分。”“好！就这么办，您养家糊口不容易，杵头子（钱）您看着给就行。”就这样，我八岁时在通辽开始学着“撂地画锅”，干了半个月挣了点钱，买了张火车票，自己回了沈阳。

  老娘看见我回来了，又喜又急，说：“双福啊！你爸爸在抚顺泥了（没挣到钱），那里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没观众，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我急忙掏出“撂地”挣的钱以解燃眉之急。随后我去了沈阳北市场的相声大会，在后台找到胡兰亭爷爷：“家里念杵（缺钱），想票（演出）几场，置点杵（挣点钱）。”胡爷爷很热情，带我去见佟雨田、杨海荃两位负责人。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情况，佟雨田问我：“你都会什么？”我说：“我会两段数字（快板），还会几段口（相声）。”那时的艺人很讲义气，佟雨田马上安排我上台，唱了段《十八愁绕口令》。我也有三四年的演出经验了，这段活使得板槽瓷实，嘴皮子利索，动作干净漂亮，基本功扎实，赢得了满堂的掌声。台下有一“嗨杵”（有钱人）提出要见见我，胡兰亭爷爷就领着我到了前台，客气地打了招呼。这位先生说：“小孩儿唱得不错，这个是单独给你的。”他从包里拿出一沓子钱交给我，胡兰亭爷爷和我急忙道谢。这一沓子钱按现在的价值来说，得有一千块钱了。我虽然年龄小，但对行里规矩知道得很清楚，回到后台，毫不犹豫地把钱放进钱簸箩里，说：“叔叔大爷们，这钱入伙了啊！”大家非常高兴，都夸奖我：“小子！真是干这个的。”从此，我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相声大会站住了脚，能挣钱养家了。

  随父亲回天津加盟声远茶社

  曲艺汇演与骆玉笙马三立等同台

  1955年，我父亲接到一封信，是天津声远茶社掌柜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绍奎先生寄来的，上面写着八个字：“漂泊半生，当归桑梓。”我父亲便带着我们全家来到曲艺之乡天津，安顿下来。我和父亲加盟了声远茶社，这家茶社实力很强，有张宝茹、刘奎珍、杨绍奎、武魁海、刘品臣等老艺术家。

  有一次我在声远茶社表演《武松打虎》，有动作、有表情。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有的地方唱得快，即便你唱得很清晰，观众可能也听不出来唱的是什么，可是你不能返回来重唱，怎么办呢？你的表演就像你的解说词，表演，比傻站着唱要活分。”所以，我演节目的时候就要求自己强化表演，得让观众的眼睛永远盯着我，让观众的耳朵一直听我唱。我唱快板书《武松打虎》，“风摆酒旗直晃荡”，使个身段，很多老先生夸我：“聪明，漂亮！”马敬伯先生看见了，和我父亲说：“不错！四哥，他是谁的徒弟？”我父亲说：“是笑昆的徒弟。” 马敬伯说：“完了，咱爷儿俩没缘。不过你愿意做我的干儿子吗？”就这样，大家知道了我的师父是连笑昆，又拜了马敬伯先生为义父。我还有两位义父，朱相臣和冯立樟，也都是因为没法儿收我为徒，改收我为义子。我的这三个干爹，都是相声界非常有能耐的人物。

  后来以声远茶社为班底，组建了红桥区曲艺团，我虽年龄小，却成了专业演员，有单位有工资，不用再按份儿“掰把”（分钱）了。1957年6月15日到29日，天津市文化局在红旗剧场举办第一届曲艺杂技汇演。鼓曲演员骆玉笙、林红玉，相声演员马三立、郭荣启、常宝霆、白全福、朱相臣、苏文茂等都参加了。那年我刚十二岁，也参加了演出，是演员中年龄最小的。我和我父亲报了一个《十八愁绕口令》，我唱，我父亲给我打板。这个段子是马三立大师整理的，我学会了。表演的时候很认真，嘴上利索，表演有动作。老师们看我一个小孩儿能使大人一样的大段，一高兴给我评了个特等奖。一位领导接见获奖演员时，拍着我的头说：“这个小朋友好啊！以后我们各个文艺团体都要有这样的小朋友。”果然，天津各文艺团体都组建了青年队。

  1958年，志愿军回国，天津市组织慰问团，包括曲艺、杂技和各种小型表演。我和艳桂荣老师代表红桥区艺术团参加，从东站到西站，从西站到北站，来回演出，一个站台演半个小时。也没剧场，就站在站台上唱，从车上下来的军人看我们演出，往我们的衣服上别纪念章，每天胸前的纪念章都挂满了。

  1958年，在天津多伦道有个一百天扫盲班，我在那学会了查字典，读书看报，学着搞创作。弹指一挥间，我今年已经76岁了，可我的心态、精神气、身体都不错，还愿意为曲艺多少做点儿事。我写了个顺口溜，来形容我这一辈子：“以前再好已过去，偶尔回忆当乐趣。新的征程已开启，昂然前行再努力。”

  对话王双福

  在部队演出不辞辛苦

  教年轻学生不嫌麻烦

  记者：您是在部队文工团成长起来的演员，刚去部队时遇到过什么难忘的事吗？

  王双福：1973年我参军入伍到总后文工团。除了完成演出任务，还创作了近百段快板和相声。记得有一次在政协礼堂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张振富、耿连凤的二重唱，第二个是西城假人摔跤，我是第三个上场演出。唱完之后观众掌声不断，我返场唱了一段《蛐蛐蝈蝈吹牛皮》，观众还要听，又唱了一段《小板凳》，还不行，又唱了一段《禁烟歌》，连返三场。下场后在后台，侯宝林先生搂着我的脖子：“小子！太好了，不愧是将门虎子！”那场演出压轴的是高元均大爷，他可是个大人物。在中国曲艺界，按国家工资标准定，就高元均和侯宝林在当时是国家一级演员。当时高大爷的体格已经不太好了，可他看我连返三场，也来劲头了，唱完第一段又返场唱了个《巧捉马振华》。这可要命了，返场这段比之前那大段还多了十分钟。转天，我到高大爷家去看他，大娘不乐意了：“你打算把你大爷累趴下啊？你在前边这么一折腾，他后边也想来三个，幸亏他没演三个，要真演三个就挺啦！就得找担架啦!”高大爷却说：“他那样做是对的。”这就是一位长辈的心态，总恨不得让晚辈展现自己。

  记者：在部队文工团演出辛苦吗？

  王双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去兵站部慰问演出，从青海到拉萨，沿途兵站部条件恶劣，比如下大雪，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大衣都冻成冰坨子了。风沙也大，有一次我们正在帐篷里吃饭，一阵风沙过来，把帐篷给吹走了，我们赶紧把大衣顶在脑袋上。可是白米饭变成了黄米饭，全是沙子，只能从底下掏着吃。战士们住的都是窝棚，在地上挖个坑睡觉。看到战士们这个样子，别说演一场，演十场都得干，再苦也不能怕苦！在海拔4800米的唐古拉山顶为战士演出，演完战士们的掌声惊天动地，一阵盖过一阵，要求我多唱几段。我唱完一段又一段，严重缺氧，领导劝我不要再唱了，可战士们的热情感染着我，我说：“为这些战士们演出，就是累吐血也值得！”

  记者：您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歌词的传承人，大多数观众是从相声里面了解的太平歌词，您怎么理解这门艺术？

  王双福：太平歌词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过去老先生们基本上都会唱几句，“画锅撂地”的时候唱一段，能吸引观众。有人不了解太平歌词，以为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就完了，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技巧，陈韵、躲得句、楼上楼、接龙、连环句，都是太平歌词里的讲究，需要师父的传授。所谓“砍的不如镟的圆，听的不如学的全”，这种艺术靠的就是口传心授。作为“非遗”传承人，好多学生找我来学习，全国各地的都有，教的时候我特别细心，也不怕麻烦，会的人多，才能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