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钧时 指挥家，1938年生于哈尔滨，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交响乐指挥专业，天津交响事业开创者、天津交响乐团终身名誉团长，天津市爱乐协会创始人之一、第一任会长。

　　指挥棒拨动心弦

　　为观众带来交响盛宴

　　不久前，年逾八旬却依旧站在舞台中央的指挥家王钧时做客天津电视台文艺频道《最美文化人》栏目，讲述了自己与交响乐的一世情缘。

　　王钧时出生在哈尔滨，考入沈阳音乐学院学习交响乐指挥，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歌舞剧院。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妻子赵英明调入天津市歌舞剧院，为四十多部舞剧担任指挥，但他心中对交响乐的热情之火从未熄灭。交响乐在天津拥有广泛的听众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王钧时主动四处奔走，终于在1985年促成了天津乐团的成立。至此，天津有了第一家正规的交响乐团。王钧时任首席指挥兼副团长，1988年任团长。

　　建团初期，经济窘迫一直伴随着乐团，有时乐器旧了都没钱更换。在当时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全国很多乐团、歌舞团的乐手、歌唱家开始“走穴”演出，这对天津乐团的乐手们来说无疑是不小的诱惑。在人心不稳的情况下，王钧时稳住阵脚，守住了这一块艺术阵地。

　　在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他指挥过大量交响乐、舞剧、歌剧、协奏曲、合唱等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合作过很多音乐名家，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钢琴家郎朗人生中合作的第一位指挥家就是王钧时，天津交响乐团也见证了少年郎朗蜕变成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2002年，王钧时从天津交响乐团退休。在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郑小瑛的盛情邀请下，他远赴厦门，担任爱乐乐团艺术副总监、常任指挥。之后他与郑小瑛默契合作，为厦门市民倾情演绎了近200场音乐会，他的指挥棒和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让厦门听众动容和陶醉。

　　王钧时为人谦逊和善，指挥风格舒展潇洒、直率准确、富有感染力。他每一次挥棒都精准舒展，浸透着对作品独到的理解和深刻的感悟，同时也在音乐当中物我两忘，全身心融入交响乐的洪流。在交响乐的舞台上，他施展拨动心弦的魔法棒，奉上华丽的交响盛宴，把观众带入艺术的最高殿堂。

　　曾经风华正茂，而今风采依然。近年来的几次登台指挥，王钧时依旧身板笔直、昂首阔步、艺骨傲人。先有内心坚韧纯粹的追求，后有高洁美好的艺术，八十余载光阴须臾而过，拥有交响乐的陪伴，是王钧时一生的幸运，而拥有王钧时，则是津门所有爱乐者的幸福。

　　上世纪80年代初

　　历经六年创建天津交响乐团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音乐这条路的？

　　王钧时：我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个普通家庭，作为五个孩子中的老大，一心只想早参加工作，挣钱贴补家用。没学过音乐，15岁第一次见到钢琴。我的一个同学喜欢音乐，要去考沈阳音乐学院附中，我跟着他，帮他拎琴。考试时我在旁边等着，他考完了，老师问我考不考？我说我是帮同学拎琴的。老师就说，附中学费、饭费、住宿费全免。我一听觉得可以啊。老师又说，那你唱个歌吧。我唱了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老师好像挺感兴趣，又让我听钢琴模唱。试了两三个音，告诉我考完了。一个礼拜后发榜，我考上了，而遗憾的是，我那个同学落榜了。

　　记者：1979年，您以一己之力为建立天津交响乐团奔走，历时六年，为什么这么执著？

　　王钧时：那时候北京、上海都有交响乐团，都不止一家。西安、广州、哈尔滨也都有交响乐团，而天津没有。交响乐团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准，我想天津应该有，就写了份报告，闯到上级领导家里去提建议。那位领导说，这个事情不是很好办。那我就开始拎着录音机，去学校、工厂普及交响音乐。同时也在不断地找领导，努力办这件事。终于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于1985年成立了天津交响乐团的前身──天津乐团。

　　记者：这个乐团的人员是怎么招来的？

　　王钧时：基本上是歌舞剧院的乐队，大部分人都想来。大家毕竟从事西洋乐器演奏，即便平时可以伴奏声乐，还是想演奏交响乐。但人员还是不够，当时是年初，还不到音乐学院的毕业季，我们就在社会上招一些人，电梯厂的李华典唱得不错，把他招了进来。什么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的人都招。可是又有问题了，他们不是科班出身，音乐基础比较薄弱，得上声乐课，上乐理课，上视唱练耳课。我想请老师，团里没有钱，我就把我的妻子赵英明从歌舞剧院调过来了，她是抒情花腔女高音，这样真的不用花钱了，她就能给他们上声乐课。

　　刚起步时在仓库排练

　　再难也要坚守交响乐事业

　　记者：刚起步时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王钧时：那时候大家的心情就是两个字──高兴！举个例子来说，平时在歌舞剧院，定好早晨8点排练，8点半人都到不齐，9点能开始排练就不错了。我们这个乐团成立后第一次排练，我是指挥，不能迟到，提前十几分钟到场，结果到排练场一看，大家早早都来了，全坐满了！

　　因为最初没有办公地址，歌舞剧院后面有几排“抗震棚”，我们就在那里办公。排练场地是歌舞剧院借给我们的装布景的大仓库。没有暖气，弄一个汽油桶，生个煤球炉子，捅炉子时满屋烟尘，管乐的小孔最怕灰尘，但没办法。就在这种条件下，包括李德伦、黄飞立，包括国外的几位指挥家，都来这个大仓库排练过。没有一分钱付给人家，一丁点儿劳务费都没有，这些指挥家都心甘情愿地来扶持我们这个乐团。

　　记者：这种环境与阳春白雪的交响乐形成了鲜明对比。

　　王钧时：对！那时候也没有排练费，演出一场给五毛钱补助。我找到文化局领导，说我们上下午排练，强度比较大，演出也挺累的，能不能增加补助？领导特批了正式演出一场一块钱补助，不过排练没有任何补贴。但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歌舞剧院好多人都是你带一个小队，他带一个小队，化整为零出去走穴演出，一个月下来，是真的赚钱啊！少的赚几百块钱，多的甚至有三千多块钱，那个时候可了不得啊。就有人提议说，咱们也别这么排了，咱们也分成小队去走穴吧，唱流行歌曲也可以啊，每年定期搞几场交响音乐会不就行了？

　　记者：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您怎么办？

　　王钧时：这就非常困难了，我召开全团大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搞辩论──我们是应该去搞轻音乐走穴，还是按部就班地向天津人民普及交响乐，不断提高我们的演奏水准？我就说，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克利夫兰，原来知道这个城市的人不多，但那里有一家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水平非常高，大家听这个交响乐团演出，就知道了这个城市，很多招商引资也到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大家辩来辩去，从60%，到70%，再到80%，最后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我们成立乐团不容易，干到今天不容易，取得成绩不容易，我们的特色就是交响乐，所以要坚持搞交响乐！大家一致同意不去走穴赚钱，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交响乐事业，坚定地坚守在天津交响乐团的阵地上！

　　指挥中国自己的交响乐

　　把感情融入音乐灵魂中去

　　记者：天津交响乐团成立初期主要演奏哪些作品？

　　王钧时：当时我的想法是，天津可有一家自己的交响乐团了！为了普及交响乐，除了演奏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之外，我总希望有中国的作品，所以我们经常演的就有《梁祝》以及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管弦乐作品。我在音乐家协会创作会议上提出来，希望作曲家把我们的民歌整理一下，有所发展，逐步去创作更丰富、更深刻的交响乐作品。鲍元恺老师积极地为我们创作了一些作品，最重要的作品是《炎黄风情》。首演时盛况空前，和音乐会一起办了一个画展，展出24幅画，创作手法既古朴又现代，与24首民歌结合得非常密切，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出人意料。现场座无虚席，观众热情很高，听了这些管弦乐作品，有种很亲切的感觉，又很容易理解音乐的内涵，能产生共鸣。

　　记者：有人说，优秀的指挥家是音乐最好的仆人，也是作曲家最好的知音，不同的指挥家对于音乐有不同的把控，对此您怎么理解？

　　王钧时：比如同一首协奏曲，卡拉扬指挥可能是35分钟，阿巴多指挥可能是30分钟。区别在哪儿呢？那就是在尊重基本速度的情况下，根据独奏家的表现，有些地方拉得“宽”一点，最后就有差异了。每个指挥家掌握的时间都不一样。

　　记者：但这种时间的差异丝毫不会影响观众对于作品的欣赏。

　　王钧时：那不影响。对很多作品你也可以根据研究这个谱面来考虑如何演绎。比如说，《黄河大合唱》，在“奸淫烧杀，一片凄凉”这一句的演绎上，作者在写的时候，标注的先是渐强，再是渐弱，大家都这么唱，可在我看来，“奸淫烧杀”不应该渐强，应该是弱下来，体现那种深沉、悲愤的情感，所以不能按照“渐强──最强──渐弱”去表现。

　　记者：这样更符合此情此景，符合那种心理的悲伤。

　　王钧时：是！一个好的指挥家能够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每个乐手的灵魂当中去，而乐队演奏的表现，反过来又激发了指挥家的感觉，这是非常好的状态。

　　记者：您说过一个人如果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事业，并且能够为之付出一生的精力，这是特别幸福的事。

　　王钧时：是的，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因为我学了交响乐指挥这个专业，在天津建立交响乐团，实现了我一生的梦想。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来天津有半个多世纪了，我把交响乐献给了天津的观众，天津的观众也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很幸福。

　　王钧时口述

　　助郎朗首次与乐队合作

　　退休后加入郑小瑛的厦门爱乐

　　那是1996年，14岁的郎朗从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他练好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是一个很难的大曲子，他练好了以后总想找乐队合奏一下。因为会弹协奏曲简单，可是没上过乐队，就没法提高自己，永远不是一个成功的钢琴家。他爸爸妈妈领着他在北京找过包括中央乐团在内的几家音乐单位，但因为那时他不是什么有名的钢琴家，只是一个孩子，和乐队合奏都是要交钱的，要钱很多呀！所以他们掏不起，这样才通过关系找到我。我就说，来吧，来天津吧，我们不收费！我是沈阳音乐学院的，跟郎朗算是校友，我觉得应该帮帮这个孩子。

　　那时我一点儿都不了解郎朗。他来了以后第一次排练，从头到尾走一遍下来，我很震惊！一个孩子不但能拿下这个作品，而且能跟乐队、跟指挥基本合得上，他是第一次跟乐队接触，心里头都有乐队各个声部的音乐，这很不简单。第一次排练结束后我跟他说，和乐队合奏协奏曲跟那种独奏曲的乐队伴奏不一样，首先脑子里要有整个乐队，协奏曲是整个乐队一起完成的，当然你是主角，但指挥怎么处理作品，乐队怎么演奏，你都需要考虑，要让音乐合在一起。然后我一讲，他就特别明白，理解了。再排练，关键的时候他就看我，比如，钢琴就是营造气氛的，某个地方我让他特别注意，或者某个旋律的重音要切分，某个旋律要装在心里，他都能做到，这个配合是很难的！我们乐迷可能在台下看的是柴可夫斯基经典的传世之作，但实际排练时，乐队和钢琴的配合过程中，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沟通。后来演出非常成功，通过那次合作，我觉得郎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钢琴家，是一位音乐天才。

　　我刚刚退休的时候，指挥家郑小瑛女士创建了厦门爱乐乐团。她每年春节都给我打电话，可能是2002年年初，她又打来电话说：“老王，今年我们要去日本演出，你看我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整个团队各方面好多事，我都没有经验，我想请你来帮忙，另外你还得跟我配合，咱俩一人指挥半场。”我说：“我现在真走不了，我失眠几十年，好不容易退休了，我想治治病，不想再上台了！”但她仍然坚持：“老王，我郑小瑛求你了！”她比我还年长几岁，能这样说，我再拒绝人家就不合适了，于是马上买机票去厦门，一直在那儿工作了六年。

　　当时的厦门爱乐乐团就和天津交响乐团起步时一样，面临重重困难，非常艰苦，没有团址，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大家都租房子住，甚至有睡大通铺的。但是在郑老师的带领下，发展得很好，每天都坚持排练，每个礼拜都坚持演出，确实为厦门做了不少贡献。记得我刚去厦门不久，我们到日本神户演出，正好厦门市的市长也在神户访问，他看到演出的场面，看到日本观众那么热烈地鼓掌，他对我们说，你们是厦门市的一张烫金名片啊！所以现在厦门爱乐乐团有“厦门的烫金名片”之称，也是厦门一块响当当的、向全国推广的招牌。郑小瑛说“阳春白雪，和者日众”，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来大家听不懂交响乐，通过普及，就会“和者日众”，观众会越来越多。

（天津日报  文 陈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