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粮城遗址航拍全景

出土唐代瓷碗

特殊遗迹遗物清理及提取

1号大型夯土台地夯土剖面解剖

卤水井J1全景照片

制盐区灰沟、灰坑、灶址、车辙  

本版图片由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从2021年4月开始，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目前，野外发掘工作部分完成。

　　“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发现一处唐代大型夯土台基和唐代制盐作坊区，出土了一大批时代特征明显的唐代器物标本。”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甘才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本次发掘是天津地区近70年来首次发现面积如此之大、主体堆积为唐代的遗址。

　　为断代标准

　　提供了实证

　　“本次发现的一处唐代大型夯土台基和唐代制盐作坊区，清理出灰坑、灰沟、灶、井、窑、车辙等200余处遗迹。”甘才超介绍说，出土了一大批时代特征明显的唐代器物标本，主要包括：陶罐、陶盆、青釉碗（盏）、白釉碗（盏）、黑釉碗（盏）、三彩罐等生活器皿，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以及大量小方砖和粗绳纹砖等建筑构件，“此外还出土少量铜钱（开元通宝为主）、铜甲片、动物骨骼等标本。”出土的器物为天津地区唐代遗存提供了准确的断代标准，改善了目前天津地区唐代遗址遗物少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军粮城遗址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范镇一期北部（原刘台新村），是土地整理项目考古勘探工作中发现的，遗址北部和东部临近袁家河，主体部分分布在原刘台村西南一个台地上，遗址区大部分被取土破坏，整体地势呈中北部高周围低。去年4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东丽区文化旅游与体育局的协助下对其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甘才超告诉记者，本次发掘是天津地区近70年来首次发现面积如此之大、主体堆积为唐代的遗址，在第四发掘区6万平方米范围内和第三发掘区0.9万平方米范围内的所有探沟里均发现了高约1米左右的夯土台基遗迹，夯面均较为平整清晰，两处台基东西向相邻分布，相距约450米。其中第四区的夯土台地约呈方形，现残存长度南北约255米、东西约240米，东南部现状地表有部分保留，夯土台地叠压在明清、元、唐地层堆积之下，其他区域地表均遭晚期取土严重破坏，仅残留部分夯土台。

　　从现场发掘工作来看，明清地层堆积厚约1.5米，发现遗迹遗物较为丰富；元代地层堆积厚约0.3米。综合统计数据，发现元明清时期灰坑、灰沟、灶、房基址20余处，出土大量陶罐、青花瓷碗、青釉碗、白釉碗、陶灯等生活用品和砖、瓦等建筑构件。

　　天津第一次发现古代制盐遗存

　　这些有着强烈唐代特征的遗迹、遗物的发现，有着极不平凡的意义。甘才超介绍，结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天津考古在军粮城区域内陆续发现的白沙岭、刘台北、西南堼唐代遗址和塘洼、刘台中学、外贸仓库唐代墓葬来看，“这些遗址、墓葬都以本次考古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为中心，在其周围分布，共同构成天津此地区唐代等级较高的大型聚落体系。”

　　“一个相对完整的唐代制盐作坊区。”甘才超介绍，在军粮城遗址第三发掘区内集中发现了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遗迹，同时还有其他遗迹。“上述遗迹应与取卤、制卤、煎卤和晾晒等制盐工序直接有关。”

　　以往，同时期制盐遗址在天津以南的河北、山东沿海地区都有考古发现，“这是天津考古第一次发现古代制盐遗存，填补天津盐业考古空白。”甘才超认为，天津军粮城遗址唐代制盐遗存的发现，为系统研究、认识中国北方和渤海湾西岸地区古代盐业发展历史提供了最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解读、阐释和宣传天津厚重的盐文化历史，增强地域文化自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考古学支撑。”

　　军粮城遗址此次发现的唐代文化遗存，是天津考古诞生近七十年以来首次经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的，遗址规模大，遗迹遗物丰富，这一发现丰富了天津历史的内涵，活化了唐代天津的历史场景，“根据考古发现，军粮城遗址所在区域是目前探讨文献记载的唐代‘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甘才超如是说。

　　记者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到，野外考古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中心将尽快启动发掘资料分析检测和整理研究，为全面解读、阐释和宣传遗址发掘重要成果提供科学依据和专业支撑。“同时，将持续对该地点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探讨研究，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该遗址的文化内涵。”甘才超说，这将推动渤海湾西岸地区盐业考古研究、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城市起源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漂榆邑角飞城

　　唐代得名军粮城

　　天津设卫617年，而军粮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关键词是“海河”“港口”“盐”。

　　曾是港口之城

　　根据史料记载，历史上，黄河曾于殷周、隋唐、金元时期三次改道天津附近入海，形成了三条与今日海岸线大致平行的贝壳堤，淤积的泥沙为天津农业发展带来沃土。

　　在战国时期，天津属于燕国一部分，《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有鱼盐枣栗之饶”。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全国的38 处盐官中，天津地区占了两处。而到东汉末年，曹操对袁绍和乌桓作战。出于对军事运输考虑，在泒水(今海河)上下分别开凿了平房、泉州与新河三条运河，将分别人海的众多河流连接起来，初步形成海河水系。

　　魏晋以来，泉州渠与泒水汇合处兴起了一座港口城市，史称“漂榆邑”。关于漂榆邑的位置，《水经·淇水》： 淇水 “东北过漂榆邑入于海”。在郦道元的注解中，清河“又东径漂榆邑故城南，俗谓之角飞城。《赵纪》 云，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即城异名矣。《魏土地记》 曰，高城县东北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借盐为业，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史学界认为“漂榆邑”即在军粮城，尤其是军粮城附近陆续发掘出土汉代建筑遗址和晋代青瓷等，更为这一结论带来佐证。

　　“城”为军事建制

　　随着隋代开始的大运河工程贯通，海河要冲和枢纽作用显现，重要的“三会海口”诞生了。

　　唐代《通典》里已经出现了“三会海口”的说法，其卷一百七十八解释“渔阳郡”说道“东至北平郡三百里，南至三会海口一百八十里”。史学界早有学者提出，“三会海口”由魏晋时期的漂榆邑发展而来。

　　“三会海口”作为重要海运转输地，有资料认为，军粮城之名或就出于唐代，主要是指当时军粮供给从浙江沿海运达幽蓟地区，“转运之地”筑城而名“军粮城”，天津地区的发展繁荣，基础就在海河的作用，千年以前已经显露。明《天津卫志》记载：“军粮城在城（天津）东南，去城七十里，元海运为屯粮之所，周围基址尚存。”而且，在唐初，“城”是军事建制概念。

　　此次军粮城发掘中，大型唐代夯土台基规划选址的中心地位和建筑体量，充分体现出是在唐代因特殊需求所进行的一次系统、超大规模的人工营建活动，其所在区域是目前探讨文献记载的唐代“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

（每日新报  记者 单炜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