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让历史更鲜活

　　2022年3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宣布了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选项目，分别为：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此次入围的6个项目，从立项、实施到保护、研究的全过程，都处处体现着科技对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重大意义，让今天的人们可以更多元、更细致地了解中华大地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

　　串联起东西方阿舍利文化传播带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国内外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麓揭露出七个连续的文化层位，发现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体系），其中第三层不晚于距今13万年。遗址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这不仅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所谓阿舍利文化，是旧石器文化中的一个阶段，距今170万年至20万年间，因最早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尔而得名。它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左右对称的石器和多类型组合，例如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大型石刀等。特别是手斧，这种对精美度的追求和技术的实施，体现出人类对技术的掌握和认知能力，甚至审美的能力，因而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

　　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提出，在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区别，最关键的是西边有手斧，东边没有手斧，并以此为标志画了一条线，区分东西方两个文化圈，即“莫维斯线”。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缺少手斧等较为精细的石器技术。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

　　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填补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遗址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

　　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玉石器加工产业园”

　　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黄山村，距中国产玉名山──独山约3公里。黄山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遗址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文化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石家河文化时期也规模化生产玉石器，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山遗址考古领队马俊才介绍，黄山遗址遗存丰富，文化堆积较厚且分布不均匀，发掘清理仰韶房址或作坊、墓葬，屈家岭房址或作坊、墓葬、灰坑、祭祀坑，仰韶和屈家岭文化瓮棺葬，石家河房址、灰坑，延用三时期的码头和人工河局部等遗迹，取得了多项重要收获。通过多年考古工作，黄山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重要遗存，相关的科技考古成果亦非常突出，已在测年、植物、人骨DNA、玉石器岩性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层层叠叠保存很好的史前文化遗存，为人们展现出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加工产业园”的生活场景。其中，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群之一，生动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原始场景。特别是“前坊后居式”大型连间长房中的一座，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此外，遗址发现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

　　社会力量全程参与发掘保护展示研究

　　三星堆商代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2021年的三星堆发掘直播，让全世界的考古文博爱好者过了一把“云考古”的瘾。

　　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已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座“祭祀坑”，目前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工作，K7、K8发掘工作也已过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联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为代表的国内39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尤其是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工作。

　　目前，已初步摸清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基本厘清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遗物埋藏状况。遗址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2000余件，另提取象牙500余根。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等，部分遗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前所未见。

　　本次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推进了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的研究，并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本次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

　　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

　　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新局面

　　国字山墓葬是迄今为止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该墓葬使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葬具规格高，随葬品种类齐全，表明墓主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根据墓葬总体特征和出土铭文资料推测墓主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墓葬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如周围有围沟，椁板覆盖木皮，使用船形棺以及随葬原始瓷、几何印纹陶器、越式铜鼎、铜鸩杖等，同时伴有丰富的楚文化、群舒文化以及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

　　国字山墓葬的椁室,由下方的垫木、底板和周边的侧板、内部的立柱及上方的盖板组成,东西长约13.5米,南北宽约11.4米,高约2米。经鉴定,椁室各部位均使用楠木,椁盖板上则覆盖有多层用杉木削制的金黄色木皮。椁室内被隔断和立柱等分隔为25个分室。除中间一行因放置主棺,隔断略有错位外,分室排列整齐有序。椁室内放置有7具棺木,其中主棺位于椁室中部,为船形独木棺,长3.66米,宽1.22米。其余6具为陪葬棺。

　　墓内出土两件有铭铜戈(戟)，经专家考证，铭文分别是“者殹自乍用戟”和“於戉台王旨殹之大子不（？）寿自乍元用矛”。器主分别为越王勾践的玄孙翳(公元前411~前376年)和翳的一个儿子不（？）寿。（？）或为异体字，暂无法准确识读。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江西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江西东周时期考古空白，为构建和完善本区域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关键性资料。同时墓葬的发掘也是越国、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对研究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吴越楚关系、政治格局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更是为本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探索提供了直接证据。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出土全文约700字“中华第一长文觚”

　　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江郭、大坟头等墓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年代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西汉初。本次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除出土遣策（随葬物品清单）及铜鼎铭文外，战国末期墓葬M274还出土了一件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专家认为，该觚年代最早，觚文篇幅也最长，是目前所见中华“第一长文觚”，对进一步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与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觚文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觚文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

　　该考古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运兵研究员介绍，这枚木觚由一截圆木纵向中剖而成，长34厘米、宽3.5厘米。半圆形木面修削成七个棱面，每个棱面宽约0.5至0.6厘米，均书写文字；平整剖面亦分七行，其中六行书写文字，一行留白。全文约700字。

　　据专家考证，觚文记载了谋士筡游说秦王寝兵立义的故事。事件发生在战国后期，当时秦国势头强劲，东方五国结盟抗秦，取得暂时胜利，谋求与秦休战，故派谋士前往秦国游说秦王。引经据典，又以自己所见所闻，劝说秦王止兵，使民安居乐业。最后，细述秦国地广、兵强、人众、物丰，暗喻秦王应当“知足”停战。

　　罗运兵介绍：此次发掘工作，开展的多学科检测研究包括碳十四测年、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分析、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成分分析、工艺研究和腹土寄生虫检测等，成果斐然。

　　郑家湖墓地墓主多是楚、秦、汉嬗递──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多学科研究也清晰地揭示了当时南北人群的频繁迁徙与交融互动。这些材料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案例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为丝绸之路文化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冈之上。近年来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其开展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现可初步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分为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及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高等级墓葬的基本特征，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中出土墓志一合，时代明确，内容丰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

　　棺木为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的梯形棺，由弧形棺顶盖、箱式棺和棺座三部分组成，头北尾南放置。在弧形棺顶盖之上，自上而下覆盖有三层丝织品。第一层为4件织衣物，折叠垒放位于棺盖南端；第二层为4件丝织敛衾，自南向北相互叠压覆盖全部棺盖；第三层为一件黄地大象纹锦荒帷，覆盖整个棺盖。棺内墓主人遗骸之上盖三层丝织敛衾。墓主人头戴幞头，枕鸡鸣枕，面盖覆面，身着紫色长袍，胸部东侧放置象牙笏板，腰系嵌金蹀躞带，腰部东侧置有墨书纸条，足穿锦靴。随葬品摆放于墓主身边。

　　该墓墓志为青石质，正方形，正面有楷书志文，20行，满行21字，共392字。墓志侧面还发现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从字体来看，这些文字如汉字一样单个分开，且具有和汉字相似的偏旁、笔画、部首，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文字书写规范，很可能是吐谷浑人依据汉字所创之本民族文字。

　　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发现，生动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为推动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为丝绸之路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天津日报  记者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