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春苓——“化私为公”精神代代传承(图)
清祺皇贵太妃之宝银玺
明曹学佺铭凌云竹节端砚
太保鼎 (图中天津博物馆文物均为民间捐赠)
走进天津博物馆,范宽《雪景寒林图》、太保鼎、宋拓《西楼苏帖》等“镇馆之宝”令人目不暇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传世精品皆来自民间捐赠。收藏大家“化私为公”背后有着怎样的过往?近日,记者采访了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主任徐春苓,听她讲述捐赠背后的动人故事。
徐春苓介绍,天博的藏品以传世文物为主,有很多强项品类在国内外都很知名,比如书画、玉器、砚台、玺印、瓷器等。天博有百年历史,馆藏精品传承有序,很多都来自收藏家的捐献,打下了天博收藏的基础。知名的捐献大家就有王襄、周叔弢、徐世章、张叔诚等人,还有许多各界的杰出人物也为天博捐献了精品文物,总计13000多件。
徐春苓告诉记者,天津的几位大藏家的收藏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其中,王襄是最早发现并研究甲骨文的人物之一。在他的早期著作《簠室殷契序》中,记录了他在1898年发现、鉴定、收购甲骨的经过。徐春苓说:“王襄出身文物研究世家,从小就对古文字感兴趣,成年后在从事公职之余一直做研究,这也为他发现甲骨打下了学术基础。后来他又凭借自己的能力不断搜集,最终收藏了大约四五千片甲骨。”王襄出版过两部专著,《簠室殷契类纂》和《簠室殷契征文》。“前一部是按照字典的形式编排,相当于我国的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后一部是他将所藏甲骨中的精品拓片印刷出版,这两部作品都是对甲骨文研究非常有贡献的专著。”
抗战时期,有日本人想高价收购王襄所藏甲骨;新中国成立后,有外国学者也希望购买他收藏的甲骨,都被他拒绝。即便生活困难,他始终没有把甲骨出卖的想法。1965年,王襄嘱咐家人待自己百年后将所藏文物捐给国家。最终,他将甲骨、手稿、古籍、砚台等748件藏品捐献国家,同时有上千片甲骨以很低的价格出让给国家。他所藏的甲骨文字价值、历史价值和天文价值都很高,最主要的特点是片大、字多,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
周叔弢是著名实业家,热衷收藏古代文物,尤精古籍、玺印和敦煌文书。徐春苓说:“天博的古玺印收藏水平在全国位居前列,藏品基本都来自周叔弢先生的捐赠,主要特点是年代早、成系列,从春秋时期到元、明时期,每个时代都有,而且藏品具有代表性。周先生一共捐赠了900多方古玺印,规模大、质量精,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徐春苓告诉记者,在古籍收藏方面,周叔弢倾尽了毕生心血,在国内外都很有名。“他收藏了各类珍贵古籍4万多件,不仅自己不惜财力,为了防止古籍流失海外,还多方呼吁奔波,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陆续捐献,特别是1952年,他将所藏善本的精华共计715种2672册珍贵文献,一举捐赠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宋本《寒山子诗集》、‘两陶集’、宋蜀刻本唐人文集《王摩诘文集》、明代内府抄本《永乐大典》等珍品。”
这些大收藏家无私为公的爱国情怀不仅传为一时佳话,也凝聚成一种精神代代相传。徐春苓说:“2018年天津博物馆迎来建馆百年,我们举办了西洋玻璃珐琅器展,70件套130件展品全部来自天津籍旅美实业家王桐发的无偿捐赠。王先生喜欢收藏,也非常爱逛博物馆。他说自己之所以捐出这些藏品,就是被天津大收藏家的精神所感染。”在徐春苓看来,这些大藏家把自己的财富化作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种大公无私的境界和爱国精神令人钦佩。“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想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作为国家财产留在这片土地上,供后人欣赏。”
1942年,周叔弢在自订善本书目中留言于子孙,“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书家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和周叔弢一样,王襄、徐世章、张叔诚等收藏家虽遍赏天下奇物,纳珍存精,但眼见旧中国山河破碎,更深刻体悟“四海澄清,宇内无事”之珍贵。也正因为此,他们才会将视若生命的毕生珍藏慷慨捐献给充满希望的新中国,终使“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天津日报 记者 张帆)
来源:天津文学艺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