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康达“八十忆旧”

题图摄影：齐亚

　　自去年12月中旬开始，年逾八旬的夏康达教授，以月均两篇的速度在《天津日报》刊发了十篇文章，组成他的“八十忆旧”，叙述他从沪上大学时期开始，到扎根津门，融入天津文坛、目览中国文学历时近六十年的文学历程。这十篇短文，虽是个人回忆，却以亲历者的视角见证了天津文学的潮起潮涌，关联起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些往事。

　　祖籍和出生地皆为上海的夏康达，他的文学起点颇具传奇色彩。进入大学之初，夏康达就参与了上世纪50年代那场因王昌定（署名吴雁）在《新港》发表的文章《创作，需要才能》引发的讨论，撰文《做一点“摊底牌”的工作》与批判文章进行商榷，初出茅庐就在当代文学史留下自己印痕的同时，他与天津因文学关系而“缘定终身”，“后来联想起我读大学时为《新港》一篇文章惹起的那件往事，不禁感觉冥冥之中，我与天津文坛似有不解之缘”！

　　夏康达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后，在一次文学活动中“幸遇”蒋子龙，结成了“一帮一”的“对子”，帮助蒋子龙修改一篇杂文。蒋子龙刚从部队复员不久，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初次见面，说话不多，他的工厂离市区很远，改完文章就匆匆走了，没有留下联系地址”。他们再次相见和接上关系，已是十年后的1975年。夏康达对蒋子龙发表的以《三个起重工》为代表的十七篇作品进行了细读和评论，他认为《三个起重工》“是作者第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品，如果还谈不上风格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作者的特点，已经基本上定型了。这几年的小说，在这个基础上有进步，但特点没有突破”。他在此后见闻了《机电局长的一天》遭受的“风波”，感受《乔厂长上任记》引起的“轰动”。夏康达认为《机电局长的一天》“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犹如划破夜空的一颗奔星”。《乔厂长上任记》引起“轰动”的背后，是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他引用蒋子龙1978年4月2日来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模拟和恢复上一个时代的文艺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今后的文艺怎样搞，要创新路子……今后中国的文艺是什么样子，现在很难说。我要写就应该有一种新的风格，新的气质，否则宁可不写。”夏康达的文学评论，“从关注蒋子龙创作起步，逐步成长、成熟，并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天津新时期文坛”，获得“一帮一，一对红”效果与成绩的同时，也在从《三个起重工》到《机电局长的一天》再到《乔厂长上任记》的发展脉络中呈现出新时期文学的时代特质，以一种整体性的角度为新时期文学寻找到源头和来路。

　　夏康达对蒋子龙的评论，引起秦兆阳的注意，他在给蒋子龙的信中肯定夏康达的评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没有摆论文架子，但又言之有物”“像这样朴实无华而又颇为中肯的文章还是少见的”。秦兆阳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准确地抓住了夏康达文学评论的核心特征。正是这种朴实无华而又颇为中肯的评论，使得夏康达在新时期的天津文坛站稳了立场，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检验。对“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几乎一部小说一场风波”的蒋子龙的评论如此，面对从《铺花的歧路》尚未发表就颇有争议，到《神鞭》《三寸金莲》等组合小说“怪世奇谈”被评论界有意屏蔽和忽视的冯骥才，夏康达同样表达了自己独立而又中肯的见解。他在给冯骥才的通信中指出，“《神鞭》的意义在于以文学手段表达历史的反思”“这篇小说尽管讲的全是古人古事，却又包孕着一种潜在的、难以捕捉、又显然是确实存在的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照”；在《当前文坛上的一部奇书》中，夏康达明确肯定冯骥才的“怪世奇谈”是“中国的现代派”。这些观点，使得夏康达可以在忆旧的文章中，以从容的笔墨娓娓道来，“文学争论往往是没有结论的，时间或许会作出无声的答案，《俗世奇人》的获奖对‘怪世奇谈’的争论何尝不是一个间接的结论”。后来的时间视角证明了夏康达评论的先见之明。

　　对于同时代的天津作家，夏康达因与其作品感同身受的毫无距离感，与其相处“像哥们儿兄弟”的毫无顾忌，使得他的评论，“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畅所欲言，平等讨论”，并得到他们推心置腹的回馈。如在《天津四作家新论》中，夏康达用句号、问号、感叹号、省略号概括蒋子龙、冯骥才、航鹰、吴若增的创作现状。冯骥才回信说：“你给我画个问号？这就难死我了。我生怕答卷，不使你这教授入眼。”吴若增回信说：“你对这四个人的总体把握与评价非常准确！个别处，你似乎有些‘手软’，话说得稍嫌‘委婉’。”对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新一代作家，夏康达的笔显得迟疑和犹豫了，他承认“对自己的新一代作家研究的水平没有信心，感觉已经跟不上时代了”。阅读王松的作品，夏康达就已“感到很难下笔”“对于这样的作品，我的理解能力有限。短评是写了，也发了，但我自知有点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2019年，年届八旬的夏康达虽然写了《尹学芸的“妹纸叙事”》，但他自认为已是“勉为其难，强弩之末而已”。即便如此，夏康达还是分别从“别具一格”和“妹纸叙事”的角度准确地抓住了王松、尹学芸小说的特点，以高龄羸弱之躯继续为天津文坛贡献智慧和力量。

　　从上海到天津，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夏康达参与和见证了天津文学的时代变迁。“八十忆旧”可谓这一见证的总结。文章刊发完毕，我收到夏老师发来的微信，他说：“这组忆旧文章，终于发完了。这是几个月前写的，现在身体已经不行了，我的写作生涯到此不得不结束了！”其写作虽至此封笔，其文余韵却悠远绵长！

（天津日报  闫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