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百年，造就了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居于这里的名流遗老、文人墨客，用读书、藏书、刻书、印书的方式躲进小楼，排遣胸中块垒，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藏书家。而这些藏书家及其藏书楼，又于有意无意之间撑起近代中国藏书文化的高原。王振良先生所著《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引领读者对这些原本含而不露的藏书楼及其文化作了深度解读。

　　天津藏书家嗜书如命，宁可节衣缩食，也要购买心仪的典籍。陈一甫为藏书经常一掷千金，生活却十分节俭，被亲友戏称为“棒子面陈”；梁启超为买书找女儿告穷，还解释说“我自己零用，很节省……就只爱买点书”；卢靖少时“每购一书，非节衣食之用，辗转数月，莫能致焉”；严修老夫子每月的生活费，不足购买书籍和文房四宝之需，要靠给人书写对联赚取润笔以补足；胡宗楙之父胡凤丹临死之际放心不下的，竟然是盈案的书稿；袁克文不吝钱财藏书，一生花钱无数，却要劳亲友弟子拼凑费用才入土为安。

　　图书的因缘际遇更令人感叹。李盛铎1917年买下《大定新编便览》残本，八年后竟又访得失散部分；陶湘藏书散出，分别售给魏丽生和荣厚，而魏和荣又均转卖溥仪，也算是“殊途同归”；周叔弢经济窘迫，将《皮子文薮》卖给渠晋鹤，后又重金赎回。周氏曾言：“江都方无隅先生常戏称：买书一乐，有新获也；卖书一乐，得钱可以济急也；卖书不售一乐，书仍为我有也。余今续之曰：赎书一乐，故友重逢，其情弥亲也。”买书之乐和卖书之乐，在藏书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动辄十几万或几十万卷的藏书，须有书楼作为藏所。藏书家大多满腹经纶，饱读诗书，藏书楼的命名表达了他们的志趣情怀。最负盛名的当数饮冰室，此外还有石莲庵、书髓楼、知止楼、木犀轩、蟫香馆等。天津藏书楼多与住宅浑然一体，体现着独具特色的天津洋楼文化。这些藏书楼由盛转衰的时代，也是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的时期，藏书陆续由私家流向图书馆。如周叔弢自庄严堪藏书捐赠北京和天津的图书馆，卢靖直接捐建木斋图书馆，严修藏书虽然捐赠给教育品陈列馆、直隶图书馆和崇化学会，最后几经辗转均归入今天津图书馆。这些流入图书馆的藏书，为我们研究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史料。藏书散去之后，藏书楼也逐渐破败，有的成了大杂院，有的则荡然无存了。像梁启超饮冰室被辟为纪念馆的，可谓少之又少。

　　藏书楼除藏书之外，还是文人雅士的交谊场所。除了居住和藏书功能，潘复家还是著名的社交俱乐部，当年到潘公馆的军阀政客和巨商富贾，除了打牌、听戏，还能品尝“潘鱼”等美食；严修最大的娱乐就是与友朋酬唱，城南诗社的宴集，有时就在其蟫香馆进行；饮冰室则更像是开放的图书馆，假期来访的学生都可以自由取阅藏书。

　　《沽上琅嬛》的研究趣味，与作者本身就是藏书家大有关系。振良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言必及天津，尤其喜好藏书。虽然他没有雄厚的财力建造藏书楼，但是借助外力重建了问津书院，在挖掘和整理天津文献的同时，也为地方历史研究搭设了极好的平台。“问津”的文化魅力，已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今晚报  鲍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