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氤氲长虹──黄宾虹书画作品展”在天津博物馆与观众见面。此次展览，天津博物馆与安徽博物院尽出所藏精品，一共展出黄宾虹作品94件套，其中包括安徽博物院68件套，天津博物馆26件套，旨在展示黄宾虹的非凡艺术成就，彰显其在艺术史上的卓越贡献。

　　今天，有人说黄宾虹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开派巨匠，但在黄老的人生轨迹中，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他孤独地践行着中国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追求。今天，在艺术市场中，黄宾虹的作品早已进入“亿元俱乐部”，但有人依然不喜他的“黑山黑水 ”。

　　黄宾虹诗：“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人巧夺天工，剪裁青出蓝。” 如今，人们对何谓中国画所表现的“内美”仍有争议。也许在近距离与黄老的人生、作品接触后，每位观者都会有自己的感悟。

　　● 从书生到革命者的思考

　　此次展览，分为花卉画、山水画、书法三个部分，其中山水画按照黄宾虹作品时间顺序同时也是画风演变历程布展，分为白宾虹时期、黑白过渡时期、黑宾虹时期和化境时期四个单元。人们在了解大师所经历的不同生活境遇的基础上，再去观察作品艺术风格的变化，能够更容易与作品产生情感的共鸣。

　　黄宾虹生于清末的浙江金华，成长于老家安徽歙县潭渡村。其父是徽商，在金华经商。亦商亦儒是徽商的传统，家中对长子黄宾虹的教育十分重视，黄宾虹6岁时就请老师为他启蒙。天津博物馆书画研究部潘恒介绍：在从小的学习经历中，黄宾虹不仅学习四书五经，还学习诗词、书画、拳术、骑马等。全面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国文人修身的一种方式，慢慢让黄宾虹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这对他艺术风格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作画就跟写字一样“笔笔分明”，在白宾虹那个阶段的作品里面可以感受到。

　　从18岁随陈春帆学画开始，前后四十年，黄宾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先是对査士标、李流芳、程正揆、弘仁等新安画派前辈摹写尤勤，后转师沈周、董其昌等。后来，黄宾虹进入临摹古人和学习元画的阶段。

　　清末民初，在经历了社会动荡、家庭变故的种种后，黄宾虹并没有如父辈所希望的那样一心科举求取功名。一路坎坷经历，29岁的黄宾虹放弃了科举，到南京教书。此后，一个人的出现，让黄宾虹对人生和家国产生了不同的思考，这个人就是谭嗣同。黄宾虹与谭嗣同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就彻夜长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公车上书”，力主变法。正服丧在家的黄宾虹也投身这场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中，他致函康有为、梁启超，阐述自己支持变法的见解，认为“政事不图革新，国家将有灭亡之祸”。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慷慨就义，黄宾虹作诗挽之：千年篙里颂，不愧道中人。

　　此后，他继续投身革命热潮。安徽省创办铁路公司，他和许承尧作为歙县代表参加第一次会议，还与许承尧、江炜、陈去病、汪律本等秘密组织黄社，以宣传革命。他在潭渡村自家宅院内开锅熔铜、铸币，以扰乱清廷币制统治。不久后，黄宾虹被人告发，逃亡上海。加入黄节、邓实创办的国学保存会。黄老早年还是“南社”的中坚社员，《国粹学报》的主笔。康有为创办《国是报》，力邀其主编副刊。在寓居上海的几十年中，黄宾虹于报社、书局、艺术学校供职。

　　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黄宾虹也看到了官场的弊端，民国政府成立后，他远避官场，将精力转入书画世界之中。但是，这些岁月也让他与政界、商界、艺术界的众多人士相交，接触了中西方各种艺术思潮，对中国书画的价值和未来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 笔墨是内心的显化

　　“从白宾虹时期到黑宾虹时期，这个过程是一个长久的、不断积累和淬炼的过程。如今，学界公认的对黄宾虹绘画风格产生非常重大影响的事件，是他69岁时的那次入川。”潘恒介绍。

　　1932年，当时的四川艺术专科学校邀请他赴川讲学。经三峡到重庆，黄宾虹当年11月到达成都，没想到，到达之后正好碰上军阀混战，还发生了巷战，民房被毁，平民伤亡惨重，学校也停课了。因为社会情况很混乱，暂时无法离开，于是黄老索性游览青城山诸胜，从那种自然山水里面获得一种领悟，从川回沪的时候，他的画稿几百幅，诗有100多首。

　　从那时开始，黄宾虹作画不遗余力，画风有了很大变化。

　　不仅如此，1934年1月30日，黄宾虹在《美术杂志》创刊号中发表《论中国艺术之将来》，如今看来，其中的一些观点仍然颇为先进。在文章中，他对西方艺术和以中国画为代表的东方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对中国艺术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创新性的思考，这种创新是根植于中华文明根脉的。1938年，黄宾虹撰《说蝶》，以虫化蝶“三起三眠”比喻学画“先师今人、继师古人、终师造化”三个时期。这样三个时期是黄宾虹艺术风格变化的总结。

　　从1937年起，黄宾虹寓居北平11年，其间对带在身边的近万张写生画稿，或进行皴染，或重新创作，经过融会贯通和创新变法，形成了黑、密、厚、重的风格，完成了向“黑宾虹”的转变。同时黄宾虹又吸收印象派艺术的精髓，对中国画进行了“水墨丹青合体”的试验，在水墨画中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质颜料作皴，达到“丹青隐墨，墨隐丹青”的艺术效果，实现了中国山水画水墨与青绿两大体系成功融合的创举。

　　1948年，黄宾虹在给王伯敏的信中说：“古人论画谓‘造化入画’‘画夺造化’，‘夺’字最难。造化，天地自然也。有形影常人可见，取之较易；造化天地有神有韵，此中内美，常人不可见。画者能得其神韵，才是真画。” 同一年，他写给苏乾英的信中说：“画无中西之分，有笔有墨，纯任自然，由形式进于神似，即西法之印象抽象。”

　　自北平南归杭州，黄宾虹由良渚出土的夏玉之美中感悟了绘画的墨法之妙，遂将金石的铿锵与夏玉的斑驳融为一体，将笔下的水墨交融推向极致，使画面的风格显得即朦胧又深沉，韵致更加趋近与江南山水的自然体貌。

　　● 突破自己方成“自在”

　　在刚刚回到南方生活时，沪上画家在大观社为黄宾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已经85岁的黄宾虹即席讲话达一个半小时，他认为最高的养生方法为艺术，长生之意有二：“一种是个人的生命，一种是民族与家国的生命。个人的生命长短无足轻重。所谓长生者，应注意于国族的生命。”

　　黄宾虹并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怠于思考、疏于绘画。

　　在上海美术茶会上，黄宾虹作《国画之民学》的讲演。他说：“君学重在外表，在于迎合人。民学重在精神，在于发挥自己。所以，君学的美术，只讲外表整齐好看，民学则在骨子里求精神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长意味。”他强调：“中华民族所赖于生存、历久不灭的，正是精神文明。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现时世界所染的病症，也正是精神文明衰落的原因。要拯救世界，必须从此着手。”他向全体美术界同仁呼吁：“现在我们应该自己站起来，发扬我们民学的东西，向世界伸开臂膀，准备着和任何来者握手！最后，还希望我们自己的精神先要一致，将来的世界，一定无所谓中画西画之别的。各人作品尽有不同，精神都是一致的。”

　　1952年秋，黄宾虹双目因患白内障而导致视力减退，几乎失明，直到1953年6月治愈。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但凭借几十年的书法功底和笔墨功夫，靠着万壑在胸的经验，随意点染、走笔盲画，无法不法、不似而似，达到了大多数中国画家终生追求而不可达的境界。眼疾治愈后，他受自己盲画时奇异画风的启示，结合印象派艺术的特点，进行新的变法和完善：积墨、破墨、渍墨、铺水无所不用其极，形成了“入眼皆是水墨淋漓，云烟幻灭，一派活生生的自然胜景”的独特风格。从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实现了“中国画舍笔墨内美而无他”的美学理念，将中国画的笔墨魅力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在“化境期”的作品中，人们往往能够看到一种“聚焦”般虚实结合的景物状态，通过水墨的浓淡，指引观众将目光集中在画面的一点，画面呈现一种立体的状态，即延续了传统水墨山水的气韵，又展现了一种不同的意境。

　　20世纪初叶，中国积贫积弱，对国家的担忧让很多人产生了对中华文明的不自信，中国画等中国传统艺术遭遇了粗暴质疑，各种激进的反对声音不绝于耳。在那样的环境下，黄宾虹坚定地在画作中展示出深刻的民族精神和自然内美的审美取向，并以自己的创新与实践，尝试解决中国传统绘画向现代转型的问题。而这种坚守，也向世人传达了一种中国传统绘画存在并发展下去的价值──他曾在写给友人的函中说：“山水画乃写自然之性，亦写吾人之心。”

（天津日报  记者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