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工农业欣欣向荣展现在故纸上

上图为裕大纺织公司的《八马图》蕴含宏远志向

上图为第一代北京牌收音机广告

上图为“放羊”袋色老商标

　　天津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工业生产、工业文化曾领先于国内，甚至享誉世界。老广告、老商标是独特的故纸史料，那些五颜六色的图画像一面面镜子，真实地记录着时代，我们从中也不难了解到与地域工业发展相关的一桩桩往事。

　　棉纺织商标显赤诚

　　近代百年看天津。洋务运动以来，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相继颁布各种章程，推行奖励实业、提倡工商的政策，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起步于19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国外进口的纺织品数量锐减，国内棉纱、棉布走俏，价格提升，如此也促使许多富商纷纷投资相关产业。

　　1915年天津官办直隶模范纱厂建成投产，接续拉动了城市纺织工业发展，至1922年，天津已拥有华新、裕元、恒源、裕大、宝成、北洋等大型纺织公司，一跃成为中国重要的纺织基地。

　　品牌的塑造当然是企业看中的，外包装商标画也是异彩纷呈。老天津纺织品标签式样或横或竖，大体以十六开为尺幅，从单色印刷到彩色印刷，水准不断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商标画广泛以中华文化、历史故事、民族艺术为题材内容，雅俗共赏，品牌与图画为人津津乐道。如敦义机器染厂的“义鹿鸣群”、恒源纺织公司的“八仙”、长兴成记的（周敦颐）“爱莲”、裕大纺织公司的“八马”等，不胜枚举。

　　这类品牌与商标画的文化亲和力、认同感在产品行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广告效果，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播性。漂亮的商标画随着棉纺织品销往南北东西，让民众认识了天津，也了解了传统文化。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发展民族工业、提倡国货成为社会各界的呼声，这一时期正蓬勃发展的天津棉纺织业率先垂范，商标画设计坚持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又纷纷在画片上标明“推行国货”“爱国布”“爱用国货，勿忘国耻”等口号，有的甚至在商标画上专门绘出肖像，注册商标即为“中国人”。

　　更鼓舞人心的是抵羊牌毛线。1931年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公司投产后以“国人用国货”为号召，与日商展开竞争，推出抵洋牌毛线。商标上画着两只羊，犄角相抵，意在抵制洋货，推行国货。这品牌与商标画让日商坐卧不宁，明里暗里为东亚毛纺制造了很多麻烦。后来，抵洋牌虽演化为抵羊牌，但一语双关之意早已深入人心，也传下了脍炙人口的自强品牌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的天津正丰印染厂特别以“苏武牧羊”为品牌，相关商标图画更是表达了不屈之志。苏武放牧北海，他坚守气节的故事感动着一代代人，《汉书·苏武传》载，苏武因拒绝匈奴单于的诱降，被囚禁并断绝饮食供应。苏武饮冰雪、吃毛毡，凭顽强毅力生存下来。随后，匈奴又让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去放羊，规定只有公羊产下乳羊才能返回。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苏武不畏困苦，坚守汉节，归来后已是满面须发……正丰印染厂的品牌立意缘此，苏武牧羊牌布匹上市后大受欢迎，销量与日俱增。

　　“八仙人”与“八马”

　　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就上书李鸿章，提出发展资本经济的新主张，力求“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辛亥革命后，一场产业革命在国内、在天津迅速兴起。袁世凯、曹锟、周学熙、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人纷纷在天津投资实业，有了如此带动，其他民间资本在天津也进一步活跃起来。

　　1916年恒源帆布公司在天津开办，老板是实业家章瑞廷。章瑞廷原来是经营棉布的商人，发迹后又开设了军衣庄买卖，承制军装、被褥、帐篷等，当时的军阀混战恰好让章家大发其财，资金累增。恒源公司开工后，章瑞廷的目光放得更长，他筹划与已颇有名气的直隶模范纱厂联手重组，以在行业更胜一筹。他找到了直隶省长曹锐，请曹锐参股、疏通。1919年的时候，直隶模范纱厂、恒源帆布公司合并，名为恒源纱厂。恒源纱厂借势招募新股，扩建厂房，购买新机器，在1920年8月重新开工生产，由此成为当时天津资本最雄厚的纱厂。恒源纱厂生产的棉纱、帆布等畅销各地，同时率先生产机织平布，品牌有八仙、跑车等，商标画精美漂亮。特别是“八仙人”面料，在老天津人心目中颇有地位，乃至成为“高档”二字的象征，流传很久。

　　再要说到另一家喻户晓的品牌——八马。在国人心目中，骏马寓意向上的生命力，象征事业精进，马到成功。传说周穆王有八匹良马，皆有神异本领，他骑马周游天下，这八匹马缘此而得“八骏”美名。20世纪20年代，天津裕大纱厂以“八马”为商标推出优质棉纱，对事业充满美好期盼。

　　谈及裕大纱厂，先要说到陈承修。他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曾担任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后因政见不合辞职。他力图振兴实业，联络一些政客寓公、工商人士、文化名流，共集资300万元（大洋），于1920年5月选址天津海河东岸郑庄子建起裕大纱厂。1922年2月裕大纱厂正式投产，陈承修任总经理。不久，京剧名家梅兰芳以股东的身份到该厂参观。此时的裕大纱厂有工人近1700人、纱锭35000多个，年产纱逾万担，成为近代中国工业的重要角色。裕大新棉纱上市后销路甚广，八马牌商标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到1928年，天津新设工厂近1300家，如寿丰面粉厂、大丰面粉厂、福星面粉厂、民丰面粉厂、久大盐业公司，以及上述纺织公司，这些企业以较大的规模、雄厚的资本、较强的生产力，成为天津近代工业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后，恒源公司迅速恢复生产，企业蒸蒸日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恒源公司先后更名为精纺毛纺织厂、天津第一毛纺厂，企业成为华北最大的毛纺织厂，出产的华达呢、哔叽、毛涤花呢、派立司、舍味呢深受消费者欢迎。裕大厂在新中国成立后改组为天津第三棉纺织厂一分厂，也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

　　织染厂劳动竞赛忙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深化。195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发消息称：“天津私营工厂生产竞赛在市总工会号召下，经过劳资协商和周密准备后，已顺利展开。继恒源、北洋纱厂及东亚企业公司等大厂开展生产竞赛之后，光明植物油厂、义大织布厂、洪甡纺织厂、大蚨织染厂、达生织布厂……等中小型工厂也已先后展开生产竞赛。”在此过程中，大蚨厂工人生产情绪高涨，遵守劳动纪律，产量质量已见提高，资方经营信心提高，工人福利也有改善。

　　新闻中提及的天津大蚨织染厂是一家中小企业，约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虽名不见经传，然而说起厂名来还颇有内涵。蚨，古代铜钱的别名与象征。言及蚨母、青蚨，传说若把青蚨血涂在银钱上可引钱归来，有“青蚨还钱”的典故。青蚨是传说中的神虫母子，当孩子出门时，母亲将血抹在孩子身上，这样不管它飞到哪儿都能回到家中。商人巧借此祥瑞，来祈愿生意兴隆。老字号瑞蚨祥绸缎庄中的“蚨”，也是希冀财源广进的意思。

　　《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称，天津大蚨厂“织布、打络、整经、打穗、掏综、整理、修理、管理等八个生产小组，经过工友们的详细讨论，建立了联系合同，把生产任务的具体分配、劳动纪律的执行，都签订到联系合同里面，加强了工友间的互相督促与检查，因此保证了生产计划的顺利完成”。大蚨厂展开竞赛后，实行了初步的民主管理，制定了具体的奖励办法，劳资双方充分利用协商会议，在会上资方代表报告营业情况，劳方代表报告工人生产情况，解决了生产上的一些问题。

　　1950年第17期《天津市政》也发文称：“九月下旬，调查已正式开展竞赛的中、小型工厂计有天昌机器厂、福星面粉厂、德与化学厂、华光染厂、大蚨织布厂等。”大蚨织染厂的名气在逐步扩大。

　　1952年年初，大蚨厂特别将新产品定名为新港牌，商标画中新港与船闸塔楼清晰可见。

　　国货名牌“老火车”

　　天津老牌“蓝天”牙膏驰誉八方，妇孺皆知。蓝天集团公司的前身——同昌行开设于清宣统三年（1911），同昌行是老火车牌牙粉和牙膏的创始者。笔者收藏有老天津出品的老火车牌牙粉的包装袋，《近代天津图志》一书中也收录有此图。故纸钩沉，可知1912年中国化学工业社在上海创办，中国国产第一包牙粉——三星牌牙粉就诞生在该社。沈阳的同昌行紧随其后，生产出老火车牌牙粉。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出中国第一支牙膏——三星牌牙膏，中国牙粉、牙膏业由此起步。

　　同昌行初开于沈阳，创始人是辽宁义县的刘凯平。清末民初，许多日本商人在东北三省倾销洋货，就连小小的牙粉也是日本货。1913年刘凯平来到沈阳，闲暇时看到了牙粉制造的有关知识，于是下决心研究，欲创立中国人自己的品牌。他几经钻研，在1914年获得成功，生产出地球牌牙粉，获得官方许可。

　　1921年春，刘凯平更新厂名为同昌行，新制老火车牌牙粉质量更胜一筹。老火车牌的取名有着深刻的寓意，火车象征着前进的无尽动力，寓意振兴民族工业，国货精进发展。老火车牌牙粉选料更加考究，加工更为精细，配方中除了原来的碳酸钙、薄荷脑之外，还增加了香料。牙粉包装在原来大袋、小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时髦的铁盒包装，“提倡国货”的大红字样在包装上很醒目。老火车牌牙粉以优良的品质与低廉的价格受到国人的普遍欢迎，日商牙粉受到冷落。

　　刘凯平不仅以实业报国，热心公益，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年初加入东北国民义勇军。同年6月6日刘凯平被日本宪兵杀害，年仅42岁。刘凯平牺牲后，他的弟弟刘兴治、刘自新继承了同昌行的事业。刘自新在天津、成都等地开设了同昌行分行，老火车牌牙粉很快成为天津的畅销产品。天津分行的经营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时同昌行并入天津市利民牙粉牙膏厂，刘凯平的爱国理念和民族气节也成为蓝天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家王蒙在自传中回忆20世纪50年代的岁月时说，他的生活很节俭，有时候连牙膏也舍不得用，用天津产的老火车牌牙粉。1980年他在美国喝到一种姜汁啤酒，味道颇似当年的老火车牌牙粉，他由此推测，“此牙粉的原料中含有大量的生姜”。

　　北京牌收音机隆重上市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收音机在许多百姓心目中仍是个“神秘的话匣子”。当时，我国的电子工业并不发达，国内的电子管收音机大多是德国、美国、日本产品，或是进口元件，在国内进行组装。

　　1951年3月1日是中国电子工业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国第一个专业电子管厂——南京电工厂成立了。11月20日，第一套国产收音机电子管在该厂研制成功。时间到了1953年、1954年，国营（天津）712厂借鉴模仿苏联莫斯科人牌的电子管收音机，逐步生产。1955年，天津产北京牌（俗称“小北京”）四灯二波段来复式超外差电子管收音机隆重上市。这款收音机当时售价80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百姓两三个月的工资。

　　据一位天津老人回忆，他家在1956年的新年破天荒地添置了一台“小北京”收音机。栗子皮色的外壳油光锃亮，摆在桌上十分气派，旋钮一开，说唱全来，真是“大道正声从天降，金音玉韵皆入怀”。就是从这时起，丰富的广播内容为他的作文增添了许多题目。广播与当年的这位少年学子成了良师益友，相伴一生。

　　当时的广播教学节目，也让另外一位天津中学生记忆犹新。他记得，当年正赶上英语广播讲座开播，于是他下决心学好英语。他家的那台北京牌收音机音质很好，他一直收听英语讲座，跟着收音机学音标，模仿发音，学词汇，学唱英文歌，电台老师自编自演的配乐英文短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电子工业在不断发展，1958年3月11日第一台国产半导体收音机在上海试制成功，1959年国产晶体管收音机也首次实现了商品化。

　　天津是中国电子工业的基地，自712厂的北京牌收音机开始，像后来的海河牌、天津牌等收音机，对社会生活的进步都作出了贡献。进入20世纪70年代，收音机可谓天津家庭客厅里耀眼的陈设，当时电视机尚属稀缺品，茶余饭后，一家老少守着收音机听听，真是其乐无穷。

　　放羊牌袋色驰誉南北

　　昔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让人记忆犹新，普通百姓家底都不厚，布票也有限制，不可能常穿新衣裳。支大锅煮颜色染衣裳乃生活必需，无一例外，用的都是天津名产品放羊牌袋色或色片。

　　放羊牌是天津化工采购供应站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品牌。人们用该品牌的染料（袋色）染褪了色的旧衣服，或是把白布染成其他颜色，上锅煮二十分钟左右即可，效果出众。放羊牌袋色以独特的配方、齐全的色种、低廉的价格与上乘的质量，很快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知名日化产品，畅销全国，尤其享誉华北、西北、东北地区，堪称全国染料行业的佼佼者。

　　放羊牌袋色的畅销与厂商、经销商的着力宣传广告分不开。天津采供站专门印制过《染料样本》推向市场。样本六面三折页，封面上有“女子抱羊”包装袋图、瓶装片色图，那倒出的两片蓝色片与药片有些相似。折页内里特别贴附着三十种色标卡，分别清晰注有色名，有些专业名称如今已不常提及，如：缸靠、杏黄、酱紫、果绿、翠蓝、金驼、栗子棕、雪青、靠灰、耐晒灰、煮绿、煮蓝等。

　　与色标相伴的广告图上画着母女俩，妈妈烫卷发，穿深蓝色中式袄与果绿色裤子，左手拎着一大包袋色，右手举着一小包。再看闺女，白衬衣配绿色裙，戴着红领巾，手里握着一瓶片色。她们兴高采烈的样子，像是从商店刚出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其实，片色是袋色的改良品种，像大号药片一样，每十片装在小玻璃瓶中，家庭储藏更为方便一些。按照当时的习惯要求，每片可以染好一尺白市布。

　　旧年的津产袋色还有小乐园、代代红、曙光等品牌。小乐园牌袋色的包装袋上画着幼儿园里的孩子们正在玩过家家的情景。代代红牌、曙光牌袋色于1973年在天津市工商局的注册，存档样标贴在八开大小的商标注册证上，并加盖钢印。故纸流传至今，可谓天津工业与文化发展的见证。

（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