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敦煌42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吴健如何把文物拍“活”？

　　“我的摄影经历和成长经历几乎是同步的。从记录石窟信息到将科技和艺术相融合，我曾困惑过，但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寻求创新和突破。”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吴健近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把石窟摄影工作比作“问道”之路。从敦煌出发，又回到敦煌，他执着地探索用光影呈现文物的丰富内涵。

　　8月4日至15日，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美术馆、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从敦煌出发——吴健摄影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展示了吴健创作的50幅摄影作品。扎根敦煌42年间，从胶片拍摄到数字化采集，不断变革的技术手段之外，不变的是吴健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传承敦煌文化的赤子之心。

图为8月4日，吴健在其摄影艺术展。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把石窟拍“活”

　　谈及与石窟摄影结缘，吴健说是一个偶然。1981年，18岁的他来到敦煌研究院，院里派他跟随当时全院唯一的摄影师李贞伯先生学习摄影。彼时的吴健只听说过照相，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记录石窟的信息，在机缘巧合下走上了文物摄影之路。

　　在日复一日的拍摄中，吴健扭转了对文物摄影的看法。“文物摄影有自身的拍摄规则，过去人们觉得这是一种限制比较多的门类。”吴健说，自己多年的经历试图改变这种刻板印象，文物看似是“死”的，但它们也是古人用智慧和心血创造的艺术品。“文物摄影不仅是图片资料的收集，更是用镜头进行再创作。千人千面，摄影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文物对话，讲述其背后的故事。”

　　吴健以拍摄莫高窟第130窟弥勒大佛像的经历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将文物拍“活”的探索：“由于空间限制等难题，之前拍摄130窟大佛时通常只拍佛的头部，我们叫‘肖像摄影’。”从佛的下方拍摄，需要广角镜头进行适度夸张和变形，这也对摄影师本人的功力和审美提出挑战。“遵循老路没有意义。为了超越自己，我选取了一个非常规的角度，既展示了高大佛像的形体语言，也表现了佛像所处的空间。”

莫高窟第130窟弥勒大佛像(吴健摄影作品)。　国璇 摄

　　“最后呈现的不单纯是文物，更是一个学术、技术、艺术有机结合的视觉样本，也形成了我心目中全新的弥勒大佛。”吴健说。

　　和时间赛跑

　　20世纪80年代，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樊锦诗提出：利用数字技术永久、完整地保存敦煌石窟文物信息。经过30年左右的探索与研究，敦煌研究院培育了一套以“数字敦煌”为核心的石窟文物数字化体系。作为“数字敦煌”的领军人物，吴健也随着敦煌事业发展的需要而“转行”。

　　“文物每天都在老去，摄影的工作就是与毁灭抗争。仅靠传统摄影没办法形成完整、高清的档案。当时计算机的硬件软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我们已经萌生了寻求突破的想法。”吴健回忆起开始数字化探索的契机，“最早的时候我们尝试了胶片，后来随着数码相机的出现，我们摸索出一套基于摄影采集和扫描，以及计算机图像处理加工的关键技术，减少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数字敦煌”项目从发展期到成熟期，再到如今的创新期，选取何种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水平，是吴健团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图像采集精度从75dpi到150dpi再到300dpi，每一次技术上的攻关，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吴健说，“文物抢救工作不等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采集和存储壁画信息，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择一事，终一生

　　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45身彩塑和7处大遗址的三维重建，约5万张历史档案底片的数字化扫描工作等，文物数字化数据总量超过300TB。下一步，敦煌研究院将颁布4项行业标准，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技术支撑，助力海外流散文物的“数字化回归”。

　　“我经常跟团队成员讲，有了油盐，又有了米和肉，做任何大餐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只有积累丰富的素材，才能取得这么多科技与艺术相融的成果。”在吴健看来，技术加持的同时，一代代敦煌人默默无闻的坚守和努力，是“数字敦煌”不断走向新高度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和全球各地高校、企业合作，一方面共同申报国家项目，另一方面把我们的人送出去，把人家的技术请进来。”吴健介绍了敦煌研究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敦煌这么艰苦的环境，一味依赖引进外来人才不现实，通过这种新机制，我们实现了人才的自主培养。目前，‘80后’‘90后’是团队的中坚力量。”

　　“团队扎根敦煌几十年，一点点采集石窟的信息，从冬天到冬天，从春天到春天，年复一年，大家只干这一件事。因为有这样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古老的敦煌艺术得以凭借科技力量走出石窟，走到大众身边。”吴健说。

（中新网 作者 国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