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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宇:梦里依稀旧庭园(图)
李新宇:梦里依稀旧庭园(图)

喜鹊上梁

刺猬偷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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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也有不同的老宅子。如果让父亲说,我说的老宅子是他的新宅子,因为那是他成家之后自己建的,街东才是他的老宅子,那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童年与父母兄弟一起居住的地方。父亲的老宅子在街东,大哥、二哥、三哥的老宅子也在街东。而我的老宅子在街西,它只是我和五弟的老宅子——我们出生在那里。

  老宅子

  街东的老宅子有临街的大门,进去之后是一条胡同和三个院子。临街的小院被称作“小天井”,是我父母住的,三间北屋,还有一间二层楼,但院子很小,就连厕所也是袖珍的。往里走是二门,二门内是个四合院,正房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就成了大伯父、大伯母住的地方。进二门在影壁前面往右拐,是另一个小院,属于二伯父。因为父亲和二伯父的院落都太小,他们才到街西建造了新宅子。

  两座新宅子并排而立,从房屋结构和大小,到院中布局和设施,都一模一样。两个大门朝南,前面是一条宽宽的胡同,胡同一头通南北大街,一头通西园、南园和西湾。在刚刚建成的时候,这两个院落很气派。但这气派时间不长,大概不到十年。

  房子建造于1953年,宅院的全局却直到1963年才完成。在此之前,它只有三间北屋、三间西屋、牛棚猪栏和厕所。砌墙的砖头是1953年就买好的,垛在那里算是墙,门楼却一直没修建。到了1958年,砖头在“大跃进”中充了公,院子四周只好扎篱笆。直到1963年,父亲才终于有余力修建了门楼,砌起了院墙,完成了最基本的建设工程。

  我的老宅子事实上后来一变再变,但在我记忆中至今没变:青砖大门,门口是棵大枣树,进门是影壁,影壁后面是八个头的槐树。槐树下大大的石头碾底支在那里当了石桌。再往里走,就是高大的梧桐,挺直而茂盛,在村外很远就能看到。北屋门口砌有青石台阶的月台,月台两边是花池。花池中有金萱和鸢尾之类。

  父亲的新宅子真是生不逢时,它还没建成,农村就开始规划了。全村的街道都要弄直、弄宽,所有房子院子都要一样。第一步就是扩街——这一扩,我家的院子被“切掉”一块。院子从东边切去了五米。门楼拆掉了,两间小东屋也拆掉了。没了门楼,只有重建。那时,大哥这个书法家和京胡演奏家已经成了一流泥瓦匠,新门楼就是他领着修建的。没了东屋,又盖了两间南屋。本来南屋也可以盖三间的,但由于院子切掉了五米,就只能盖两间了。没几年,按照村里新的规划,院子又从南边被切掉了五米。

  一个气派的院子,就成了一个小院。在大院变小院的过程中,父母一天天老了。父亲本是勤快人,而且被母亲称作“穷干净”。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总是热衷于打扫卫生,常常命令我们用铲子把地砖和月台上的泥疙瘩铲净。但在大院变成小院之后,父亲就不再那么爱动了,院里乱七八糟,他常常视而不见。也许,面对那个早已面目全非的院子,他有点心灰意冷,懒得动了。他不再热衷于打扫,不再关心花池里的杂草,不再关心墙角青苔和屋地上的泥疙瘩。甚至,新建的厕所好几年都没有盖顶,阴雨天我们打伞上厕所——那正是兄弟们一个个另建新居离开老宅子的时候。

  夏日阴雨天,院子里常常一片泥泞。母亲的脚很小,在泥泞中走路,特别艰难。在假期中,我用碎砖铺了院子里的路。从北屋门口到南墙的水缸,从东南角的大门到西南角的厕所,两条小路,丁字形。后来,我又拆掉了月台,铺成了房前的东西小路,使整个院子里的小路成了工字形。这些路铺好之后,母亲说:终于不怕下雨了。现在想起来,我后悔的是没有在母亲生前把那个院子彻底收拾一下,院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收拾好一点,方便、舒适,母亲就会生活得好一些。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曾计划重修老屋,把它建成两层楼。但没完成,一是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钱,想再等一等;二是老屋不符合村里的规划,重建涉及左邻右舍。母亲则说:傻孩子,你盖起来给谁住呵?但我不为所动,一直在计划,画了若干图纸。但终于有一天,母亲去世了!是呵,我盖起来给谁住呢?造屋的计划终于放弃。

  母亲去世之后,我回家的次数少了。常常想家,想念夏日晚上的情景:一家人在院子里,坐了马扎或板凳,一边漫无边际地闲聊,一边用扇子拍打着蚊子,听着梧桐树上滴答滴答的露水声。可是,这情景中没有母亲,就残缺得让人伤心。

  那年雨季来临之前,五弟打电话里说:老屋恐怕要倒了。我说,那就修吧,需要多少钱,我寄去。我想留住老屋,留住老宅子,因为那里有童年往事,有兄弟们嬉戏的笑声,有母亲的身影、足迹和气息。我想,院子虽小,老屋虽陋,但仍是唯一能寻找和重温旧梦之地。五弟大概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他只是考虑到坚固和适用,为了亮堂换了门窗,为了宽敞改了墙,完全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老宅子,早已不是过去的老宅子;老屋,现在也不再是昔日的老屋。事实上,我早已找不到记忆中的家,但想到“家”这个字,却还是这个老宅子。如今,它更加遥远,只在我的记忆中了。

  心中的西园

  西园是一个杂树园子。它的东面是二伯父家的院墙,其他三面临水(那片水域便是西湾),像一个伸向水中的半岛。

  我们家的园子大多有明显的主题,比如,南园是枣园,“店里”是榆园。而独独这个西园,没有主题,只在其间栽了种类繁多的树。因为树的种类太多,我们不相信它是自然生成的。那么,是谁栽种了这个杂树园?问过父辈,他们对此不甚明了。但有树的年龄为据,却不难做出推断,它应该是爷爷的杰作。

  最高的是一棵白杨,立于东部的中央。然后是两棵榆树,不直,弯弯曲曲却长得很高。除此之外,就没有高树了,而且杂乱无章。西南角靠水边是几棵柳树,南面崖畔是洋槐,而北面却是国槐。在其中间,则多是果树,不仅有常见的枣树与杏树,而且还有我们家乡并不常见的一些品种,比如:一株石榴,一株山楂,一株柿子,一株黑枣。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没用的树。比如臭椿,臭椿有什么用呢?叶子不能吃,木材不能用,而且气味难闻,西园却偏偏有几株粗壮的臭椿!而在园边近水的坡上,则是荆条、棘桑和蔷薇。

  西园是鸟的天堂,小小园中,居住了各种鸟,它们在那里造窝,在那里繁衍。喜鹊造窝很有看头,可惜今日中国的城市人已无缘看到了。春天,喜鹊们很忙,它们要到处寻找造窝的材料——被风刮落到地下的树枝——建造自己的房子,以便生儿育女。它最喜欢的是白杨树上掉下来的树枝,不粗不细,不长不短,大多像筷子那么长,像小手指那么粗,这是喜鹊造窝最常用的材料,只要有这种材料,喜鹊是不屑于用其他树枝的。在喜鹊造窝的过程中,最好看的是上梁。当喜鹊把窝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要选一个好日子,开始给它的新房上梁。所谓上梁,就是把一根比较大的白杨树枝架到窝上去。它比较长,也比较粗,有时候,一个喜鹊叼不动,需要两只喜鹊一起抬,从地下抬到树上,抬到即将竣工的喜鹊窝上,把它安放牢固,就是上梁了。仔细想一想,它的作用就是用一根比较长的树枝把整个喜鹊窝勾连在一起。这很符合建筑学的原理,有了这样一根长树枝勾连,喜鹊窝就不容易被风吹散。喜鹊上梁,不易看到,常常是几年也未必看到一次。所以,一旦有谁看到喜鹊上梁,就会喊起来:“快来看呵,喜鹊上梁了!”于是大家都跑来,直起脖子面向树梢。

  鸟儿造窝各有特点,比如黄鹂,喜欢用细细的线把窝吊起来,做成精巧的摇篮。风一吹,就在树上悠来荡去,让人老为它们担心,但从来没见过大榆树上的“摇篮”掉下来过。还有白头翁、斑鸠、“简简子”……鸟儿们每年都要在西园做窝。当它们的小鸟孵出时,清晨时分走入西园,会听到百鸟齐鸣。当然,鸟们也会吵架,也会争窝,也有侵略者,也有试图不劳而获者;因此,也会有家园保卫战,一些鸟斗争起来雄赳赳,脖子上的毛直竖起来,寸步不让。但无论怎么争斗,没见过哪种鸟带着孩子逃离。

  我对西园的记忆无限美好,但我知道这种美好未必可靠。因为我很难确定记忆中的那些美好存在的时间。想起那个无比美好的西园,总是兄弟姐妹们一个不缺,每一个都在西园里,水边,崖上,草坪上,树丛中,三三两两,做着不同的事情。再加上母亲和二伯母,还有她们的席子,艾绳,大蒲扇,就是西园图景的全部了。然而,兄弟姊妹齐聚于西园的情景事实上是不多的,有可能出现这种情景的时间也不长。如果仔细计算,这种记忆大概只能形成于1964年前后。因为在此之前是三年饥荒,饥饿难熬,西园再好也没人有心去欣赏;之后,兄弟姊妹长大了,开始各奔东西,就像大观园最后那份凄凉。只有1964年前后,已吃饱了肚子,且兄弟姊妹齐全。

  写到这里,我有点伤心,因为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已开始凋零,我的大姐姐和二哥哥已经去世。而在1964年,我们是多么齐全!我们是多么完整!那一年,昆玉哥25岁,刚刚娶了大嫂;文修24岁,刚刚娶了媳妇;大姐21岁,大哥金玉哥20岁,美玉哥18岁,光玉哥18岁,文吉18岁,二姐15岁,华玉哥14岁,三姐14岁,文庆8岁,相玉7岁,润玉7岁,我10岁。一茬人中,最大的25岁,最小的已经7岁,正是在一起最齐全最热闹的时候。

  所以,那时的西园不长草,连树丛底下都被踩得溜光。夏日里,无论中午还是晚上,母亲和二伯母常常拖一领席或一件蓑衣,招呼我们在那里乘凉或睡午觉。如果是晚上,她们就要不停地打扇子,以驱赶蚊子。当然,赶蚊子也有另外的方式,那就是点一根艾绳。如果是中午,哥哥们往往各自忙碌,比如结蓑衣之类,姐姐们则是纳鞋底,搓麻线。如果是晚上,则常常是一个音乐会。在那近水的树丛里,会传出不同乐器的声音。拉京胡的一定是大哥,拉二胡的一定是二哥,弹琴的一定是侄媳妇爱琴,而笛子的声音就不好分辨了,因为几个人都在吹。

  记忆里总是离不了姐姐们引来的成群的姑娘和她们嘻嘻哈哈的笑声。记忆是如此强烈,但仔细算来,如此好时光实在不长。很快,姐姐们一个个出嫁,哥哥们一个个娶妻生子,各自有了一份沉重,自然少了少年的情趣。何况,接着而来的是一段沉重的岁月。最先的变化往往难以察觉,但到了1974年,我正是大哥1964年的年纪。晚上出入西园的,就常常只有我自己。偶尔遇到两个弟弟,他们正青春少年,但与我一样,已经无缘找回记忆中的热闹。我们只是在西园站一站,看看远处的天,看看近处的水——而后来,西湾没了水,鸟们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记得1976年的秋天,我从外地回家休假,吃过晚饭,进了西园,那景象使我大吃一惊,也使我黯然神伤:西园竟然鸟粪遍地,蒿草漫腰,脚下的小路那样蓬松。显然好久没人来过了。

  谁会来呢?哥哥们已过而立之年,生活越来越沉重,姐姐们都出嫁了,我与五弟也常年远在他乡,谁有闲心到这荒园中来?是的,一代人又在成长,葆华大了,香子大了,还有大妮子、二妮子、群德……人数不少,可是,他们都在上学,没有时间玩耍,即使有时间玩耍,也不喜欢到这里来。在他们心里,西园并非乐园。从那时起,西园就真的荒芜了。

  几十年后我才明白,任何乐园都属于特定的记忆者。西园的美好,也许只存在于我的心里,哥哥姐姐们也未必有同样的记忆。

  在我的心里,西园是家的重要部分。每次回家,我都要到西园走一走,看一看,无论它多么荒凉,无论它给我怎样的感受……

  南园秋

  一边写着西园,就不断想起南园。与西园相比,南园很单纯,是一个枣园。秋天,红枣由星星点点到红成一片。南园变得辉煌而引人注目。

  南园的枣有许多品种。先人无论种什么,似乎都不像现在的人那样注意品种的选择。似乎是任其自然,地里长出什么品种,就保留什么品种;从外地移来几棵,也不管它是什么品种。南园的枣有大的,也有小的,有长的,也有圆的,有甜的,也有酸的。有些枣成熟之后红得发黑,有些枣却是无论怎么成熟,仍显出淡绿色加朱红斑点。

  我小的时候,感觉秋天特别忙。在故乡,那年代流行种地瓜。到了秋天,人们都在忙着收地瓜,切地瓜干,晒地瓜干,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我们家除了忙地瓜,还要忙枣。一般是天刚放亮就要起床,揉着睡眼去南园,一个人爬上树去,先是晃,后是用竿子打,几个人在树下拾,一个个捡起来放进篮子里,捡满一篮子就把它装进麻袋或两人抬的那种大筐。一个早上只能收一两棵树,而且打枣要选择晴天,以便及时晒干。晒枣是很麻烦的事,要在地下铺上席或苇箔,然后把枣摊在上面,下雨就要赶紧收起来。大枣要经过好多天才能晒干,如果遇到连阴天,它就会成了一包糖稀,一年的收成就全完了。

  有关南园的记忆中,唯一有点诗意的是看刺猬运枣。大概不少人看过齐白石画的刺猬,背上背了红果。我小时候看到的,却是南园中那些背了红枣的刺猬。看刺猬摘枣运枣,是大清早去南园的一大乐趣。

  在秋天的清晨,悄悄来到南园,常常会大老远就听到有人咳嗽,声音很像老头儿,但那不是人,而是刺猬。刺猬咳嗽,据说是因为吃甜东西太多,但它又极喜欢吃甜东西,比如大枣。刺猬们常常是一边咳嗽,一边爬到树上,一直爬到树梢,然后抱住树枝使劲摇,这样就把枣儿摇下来了。然后,它们从树上下来,在地上打滚儿,就把枣儿一个个扎在了身上。刺猬身上扎满了红枣,跑起来很好看,尤其是三五只排成一串的时候。

  刺猬们运不走多少枣,但是,它们的行为有不小的破坏性。在秋天的早晨,你常常会面对着满地的枣儿——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心中充满疑惑:夜里刮风了吗?没有刮风,为什么满地是枣呢?那是刺猬弄下来的。它们摇下一筐,带走的常常不过三五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义务打枣者,可惜它们的劳动常常不合时宜。

  南园后来成了大哥的住处。为了盖新房,枣树大多被砍掉了,院子南边留了几棵,大哥对它爱护有加,但不知为什么,它们很少结果。也许,枣树也是恋群的。

  “店里”杂忆

  “店里”也是一个园子,家里人称它“店里”或“店”。

  一个种菜的园子叫做“店”,因为那里本来是个店——不是商店,是客店,严格地说是车马客栈。我们村的中街是从潍县一带到淄博的官道,俗话说,“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大道真的是一条沟。因为是交通要道,自然为开店创造了条件。我们家的店大概是在爷爷年轻时开的。家中有一个小簸箩,据说生意好的时候,每到晚上,那个簸箩中的铜钱就满了,而且常常盛不下,为图吉利,不换大的容器,就天天让那个簸箩中的钱满上加满,终于盛不下而满地滚。

  在我记事时,那店早已停掉几十年。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家也在这里开过店,只是时间非常短。那是1962年前后,从寿光、昌乐一带到淄川、博山去运煤的人特别多,男女老幼,大车小辆,络绎不绝。于是,许多人家开起了客店。

  记得大哥曾指着那两个年龄比他小了许多的长辈,对大家说:“他们连个熊地方都没有,还开店,我们什么都有,为什么不开?”于是,店就开起来了。我家开店当然有许多优势,比如那个开阔的院子,可以把马从车上解下来随意拴在某棵树上,晚上把门一锁,很有安全感。这样的店只要一开,当然要成为村里最大的店,也很容易成为生意最兴隆的店。时间一长,许多人都直奔李家店而来。不过,那时候挣钱大概很少,因为价格都很低:住宿费1角钱;油盐葱花白菜头烩干粮1角钱;炒菜1角5分钱;如果是马车,连车带马另收1角钱。那时候穷,下苦力的人也舍不得花钱,所以基本没有人炒菜,大多是从袋子里掏出自带的干粮,花1角钱烩一烩。也就是说,晚上留宿一个客人,一般只能收入2角钱,外加伺候一辆马车,才收3角。

  那个店开了不过半年就关掉了,各村的店都关了——据说上面又有了新精神,说个人开店是复辟资本主义,不让开了。

  很快,连开店的那几间房子也拆掉了。从此之后,那里就完全成了一个闲园子。从1963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它一直是我家的菜园。

  把店里开垦成菜园,可能因为它面积大,且树不密,阳光比较充足。店里没有杂树,除靠近南园的两棵枣树外,都是大榆树。在故乡,有句关于榆树的谚语:“家有榆园,不怕歉年。”我想,爷爷专门栽下一个榆园,大概是为了儿孙度饥荒。

  榆树全身都能吃,春天的榆钱,至今仍是餐桌上的佳品;榆叶也好吃,无论怎么做,都是滑滑的,味道不错。而且,树叶子无论什么季节都能吃,即使到了秋天,干了,落了,打扫起来,上碾子压碎,仍可以当粮食。榆树皮是树皮之王,在所有的树皮中,是最好吃的,也是营养最丰富的。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即可以放进各种糠菜之中做黏合剂。正因为这样,在1960年前后,我们的榆树减少了好多枝杈。好在有“轻榆重柳”之说,榆树的树冠越轻,它长得越快,不像柳树,枝叶越多才越茂盛。

  想起店里,还有一点记忆深刻:那里有永远捡不完的钱。随便哪个地方,一镢头刨下去,可能就会有两枚铜元。有时是几个叠在一起,已经锈到了一块儿。到处是铜钱,但没有银元。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怎么回事。最可靠的解释是:当年开店兴盛时,铜钱掉在地下,是不捡的。簸箩已经满了,却继续往里扔,结果是铜元满地乱滚,于是被踩进泥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层又一层,就出现了后来的结果。

  最先发现铜钱,是在刚刚开垦的时候,在园里刨地,不时丁当作响,后来发现都是刨到了铜元上。但是,没有人当回事。后来才发现,地里到处都是铜元,翻一个畦子,捡回一捧铜元;整平一块地面,捡回一捧铜元。每当大雨过后,二哥就常常捡回许多。时间长了,我们就拿它到小卖部卖废铜,换回一些需要的东西。

  这些铜钱也许在诉说着昔日的兴隆,诉说着那段曾经“日进斗金”的岁月。可是,面对种种解释,我总无法打消心中的怀疑:种种传说证明,爷爷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尽管他曾经拥有那么多土地,可一直到老,仍与奢侈无缘。试想,一个从街上往家捡麦穗的人,能看着铜钱满地乱滚而不捡吗?如果他真的不捡,而且不让伙计们捡,任其踩在泥里,会不会另有用意?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想到了饥饿,一边动手为儿孙栽下了那些榆树,一边在泥土里为我们留下了遍地零钱。

  这才是我的爷爷!

 
   来源: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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