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穗集》是杨大辛先生早年木刻作品的自印本，书的全名是《拾穗集──杨大辛木刻作品选（1941—1949）》，书名下方印有“按原作尺寸复印·三十册·1992年·天津”字样。杨大辛先生在1992年3月写就的自序中介绍，1991年，天津版画学会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暨新兴版画运动60周年，筹划版画展览，主办方邀请大辛先生以旧作参展，引起他对那段铁蹄下的青春印迹的回忆，“兹筛选旧作32幅，利用复印设备按原大复制，装订30册，分赠友好留念……题曰《拾穗集》，取艺苑拾荒之意”。在自序署名后面，有作者手钤的“杨大辛”篆书阳文小印。

　　杨大辛，原名杨永福，1925年出生于天津，今年已是94岁高龄。20岁时，他有感于身世凄楚，别署“大辛”。在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杨大辛所用笔名甚多，他用杨鲍等笔名发表小说，用鲍风、辛公显等数十个笔名发表杂文和随笔。杨大辛自幼喜爱文艺，并且形成了敢于直面社会现实的性格。天津沦陷期间，他曾任《银线画报》和《华文每日》杂志编辑。抗战胜利后，杨大辛集资开办知识书店，自任经理，配合中共地下党员参与革命宣传工作。1946年，杨大辛依托知识书店创办了《鲁迅文艺月刊》，受到读者欢迎。解放战争期间，知识书店成为掩护革命活动的据点。改革开放后，杨大辛担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天津文史研究和文史资料编辑工作。1992年，杨大辛离休，而反映他青春印迹的《拾穗集》正是在这一年编印的。

　　中国的木刻有着悠久的传统，早期的木刻版画大都在章回小说中起到插图的作用。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新兴木刻运动使这一传统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木刻家们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木刻在抗日战争中的宣传和鼓舞作用是十分显著的，无论是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木刻都在宣传抗日和唤起民众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杨大辛收藏有六十多年来名家创作的木刻原作数百件，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木刻图书数十册，这些作品和史料自然都是非常珍贵的。

　　《拾穗集──杨大辛木刻作品选（1941—1949）》的价值在于，它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黑暗时代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当时进步青年抗争心态的真实体现。天津沦陷时期，杨大辛还是一名中学生，就学习和创作木刻，而且是天津木刻界的积极分子。他与北平报刊联系，连续发表天津的木刻作品。1943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杨大辛创作了木刻《鲁迅先生遗容》，刻工精细，纹理清晰，确实把鲁迅先生“执著无尽的战斗者”的气质凸显出来。《拾穗集》中所收其他作品，如《重担》《码头脚夫》《逃难大军》等，也都成为他这段人生和追求的实证。

　　1943年1月，杨大辛联络平津19位木刻家，在天津旧法租界举办“津京木刻展”，展出作品百余件。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日伪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遭遇，因此展览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追查。作为一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杨大辛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天津的抗日木刻活动。2015年9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铁蹄下的青春──杨大辛与1943年京津木刻展”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我在展览现场聆听了杨大辛先生的深情回忆，特别是鲁迅介绍的外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人的作品对他青年时代投身木刻创作所产生的特殊影响。

　　杨大辛先生是天津文史界、文艺界、编辑界成就斐然、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大辛先生比我年长40岁，但我们之间却是完全可以坦诚交流的忘年交。这本《拾穗集》，大辛先生仅仅自印30册，所赠送的只能是最好的朋友。我手头这一本，原是大辛先生赠给我们《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老编辑、著名民俗专家、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得者张仲先生的，扉页题有“仲兄雅正，杨大辛赠，一九九二年九月”字样，因而此书还是一册珍贵的签名本。后来张仲先生在我编辑的版面上发表有关《拾穗集》的文章，需要配发其中的木刻作品，便将此书放在我的办公室了。大辛先生当然也题赠给我一册此书，因此，仅印30册的《拾穗集》，我自己就有幸收存了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