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艺术网讯:(刘永忠/文)哥哥1951年出生，比我大两岁，他原是天津市红桥区三号路中学的“老三届”初中生。1968年，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浪潮，他和几个同学被下乡到天津静海县徐庄子公社东边庄大队插队落户。也是那年八月，我所就读的天津市红桥区西于庄小学，把我们这批应是1967年小学毕业的学生，“原锅端”，升入天津第三中学。

      记得哥哥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人在低矮的平房内，围坐在地上的小饭桌前吃饭。说起哥哥下乡插队落户的事，父亲忍不住抽泣着老泪横流。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没什么文化，他秉性倔犟有时还很粗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爸爸流泪。耿直的哥哥，放下碗哭着说：“您别哭了，您这是干嘛呀，您还让不让我吃饭了……”。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哥哥下乡走后，家里好像突然少了什么，郁闷的心情好几天缓不过神来。一个星期后，有一天下午我和和妹妹们都在家，忽然大门外有邮递员喊了一声我家来信，我赶紧跑出门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母亲是非常善良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正在床上给我们纳鞋底，看我拿信进来，就问：“谁来的信”？我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木讷地说：“是我哥”。母亲放下手中的活，楞了一下说：“没忘了家呀…”，说着哭了起来，我和妹妹们也都跟着哭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到家，见我家院里靠墙立着一辆平板小推车的车盘，两只轮子放在车盘下。我一时不解，进屋一看，屋里有一麻袋红萝卜。哥哥正在床上睡觉。我问妈妈：“哥哥怎么回来了”？妈妈眼睛红红的说：“你哥哥他们生产队里分的红萝卜，他们那也没地方放，几个同学合伙借了一辆小推车，几个人连推带拉走了一夜，把东西都送回家来了”。哦…虽说哥哥他们下乡插队落户的静海县离天津市不算太远，可是，几个刚下乡的中学生，拉着一车红萝卜走了一夜才回到天津的家，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呀！看着床上熟睡的哥哥那黑黑的消瘦的脸，一股酸溜溜的滋味直往鼻子里边钻……

      我刚升入天津三中时，还不满15周岁。因我从小活波好动，喜欢文艺演出，一到中学就被选到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我们宣传队的同学都集体住在学校里。宣传队里有一个名叫韩宁飞的同学，他家是“高干”，生活条件很好，他有一辆新买的自行车就放在我们宿舍里。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能否借用他的自行车去看望我哥哥？（我家里也有一辆破自行车，我父亲每日上班骑用，我要是骑我父亲的自行车去静海县看望我哥，首先，我这么小我父母不会让我去；其次，我父亲的这辆破车，我骑不到静海县，车就会散了架。）我很不好意思地向韩宁飞提出了，要借用他的自行车去静海县，看望在那里插队落户的哥哥。韩宁飞很慷慨地答应了，并说以后有事随便用。我至今都很感谢他，忘不了他（英年早逝）。

      第二天是星期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我在学校门口的早点部，花二分钱买了一碗馄饨汤（当时买不起混沌），就着昨天剩的半个窝头，匆匆吃了早点，骑上韩宁飞的新自行车，按照我哥说过的道路和地址，直接就奔静海县去了。我骑过了李七庄，过了一个铁道口，向右拐向一条公路一直下去。我边走边问，到独流减河边时，我看到新修了一座大桥，还没有正式通行，我也没注意看桥头边立着的牌子，就很兴奋地骑了上去。当时桥边有人冲我直嚷嚷，我也没注意听他们喊什么，我趴在车把上，头也不抬一个劲地猛登。这时桥下有几个人对我大喊：那小孩别骑了！站下，站下！我听清了喊声站下抬起头，啊！当时吓得我差点尿了裤；在我前边五六米远，还没有铺设桥板呢，如果没人喊我，我就会从七八米高的“断桥”上掉下去了！我站在断桥边，哆嗦了一会，向桥下喊我的人招手致谢，这才转身骑回去。

      两个半小时后，到了我哥他们插队落户的知青点，我哥和同学们看到我来了都很高兴，围着我嘘长问短。他们四五个男同学，住在一间破土坯房子里，土气呛呛很脏很乱，除了他们说话是天津市里的口音，其他的看不出和当地的农民有什么两样。他们当时也刚起床，正在做早饭，我当时还挺纳闷，他们炒菜炝锅怎么不放油呢……

      哥哥生性耿直，为人忠厚，实在肯干。他下乡插队落户后，思想踏实，积极上进，苦活累活抢着干，在村里的贫下中农眼里，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青年。后来村党支部选我哥哥当了村里的民兵连长，平日里收工后，带领着民兵背着大枪在村里巡逻站岗，农闲时带领着民兵训练。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时，也是早上，我到了他睡觉的房间里，屋里只有他自己，他夜里上岗，凌晨下岗回来也没脱衣服，手里攥着一卡子弹，正抱着一支“卡宾枪”睡觉呢。

      1970年8月8日，我在学校里被选调进入天津冶金局下属的“天津铁合金厂”当工人。同年12月，我经过不懈的努力，如愿以偿光荣参军入伍。在我领到了新军装，即将集结到部队的前几天，我又第三次到静海县去看望我哥哥。哥哥看着我穿着新军装，很为我高兴。同时，他也告诉我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也被批准参军入伍，是被全公社保送的唯一一名知识青年。我当时兴奋的心情呀，无以言表！我们哥俩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农村，同时当兵，我们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家庭，一下子成了“双军属”，这在我家住的那片，一时传为佳话。

      1970年12月26日，我从天津集结上车去承德部队。临走时，我又一次看到了父母在流泪。那天早上，我打好了背包，回头对父母说：“爸妈我走了…”，我一下子哽咽了，再也说不出话来，背上背包摸了一把泪水，赶紧跑出家门。两天后，12月28日，爸妈到静海县送别我哥哥去了山西部队。

      到部队后，我和哥哥频繁通信互相鼓励，要努力学习，锻炼自己，当一个合格的好兵，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给父母增光。我们哥俩都做到了。我们都入了党，我还提了干。五年后，我哥哥先我几年复原退伍。当时，和他一起到静海县插队落户的同学们，大都回到天津或在县城安排了工作。按政策哥哥本可以回到天津父母身边的。但他说他是共产党员，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复员军人要回农业生产第一线”，他没有回天津，毅然又回到了静海县务农。后来，上级领导临时让他到县里“知识青年办公室”帮忙。再后来，我哥哥也被选调到县里土产公司工作；结婚生子，嫂子是回乡落户的天津知青。哥哥后来还当了他单位的副经理。直至退休到现在，他们一家人也没回到天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