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远新作《红星谱》出版发行

       天津文学艺术网讯:(高蕴辉、燕玲报道)三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原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人大副主任散襄军，带领津门专职写作行当的一干人马，前往冀中农村的蠡县，向县委领导拜托：本市作家李重远（岩波）要在冀中农村走访、调研，写作梁斌名作《红旗谱》“续篇”，请大力协助为盼！县委书记史来顺等领导当即表示：一定，一切交给县委宣传部！县人大主任绳兰柱对李重远说：我是冀中农村土生土长的干部，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我会跟你细聊！县委宣传部安排了一位七十岁退休返聘电视记者岳子元老师，跟随李重远采访。岳老师亲历了冀中农村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所有变化，他本身就是一口珍贵的信息井，里面有着丰厚的信息源泉。

       李重远走向冀中农村以前，在市作协安排下，拜会了天津梁斌研究会前会长郑法清老前辈。郑老已年过八十，是原天津出版局老领导，也是冀中农村乡党。对冀中农村感情深厚，了如指掌。他对冀中农村的发展走向做了基本估价，向李重远阐释和建议了应该写和可以写的内容，譬如，冀中农村多年来的文脉（大儒颜李学派）和武脉（戳脚翻子武功）都十分突出，农民身上有侠气（正反两方面都有），战争年代英雄辈出，和平年代群星璀璨；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页）成绩突出，皮革、毛纺业领跑全国，当时田纪云副总理考察时题字：“南有温州，北有蠡县。”但伴随的问题严重，如土地污染、黑恶势力等。循着这个思路，李重远和老伴（开车）带着岳老师深入冀中农村，一个村一个村走访，半年后锁定两个红旗村（红星村），做为长期深入的立脚点。

李重远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深入基层采访

      县人大主任绳兰柱和李重远深谈了三次，把冀中农村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一五一十交了底。《红星谱》初稿写成后，李重远发给他，他又写来具体修改意见。天津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于建，是李重远的老同学，对这本书也十分关注，见到初稿后也写来三十余条修改意见。津门著名诗人冯景元、著名评论家夏康达对这本书在重要观点、理念上给予了把关定向。天津作协文学院院长武歆、作家章玺、朱春生也提出了宝贵意见。而在写作当中，散襄军书记直接把李重远叫到家里，阐述他对这本书寄予的希望，特别指出，现在社会上“拜金”问题严重，一部分年轻人中了美国人设计的“奶头战略”，不讲理想信念，一心追求享乐等，要给予正面引导和旗帜鲜明的抨击，强调弘扬梁斌《红旗谱》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热爱劳动热爱创造，勇于进取追求光明的精神。

李重远深入乡镇调研

       李重远深入冀中农村以后接触到上中下几方面的林林总总。先进典型必须要看，要听，一般化的村子也应该了解，后进的村子更要知道他们为什么后进。听对方讲听了很多，但他把更多精力放到和各级干部、农民的闲聊上。他提问题，听他们怎么回答。冀中农村的主要问题是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怎么实现致富？早年靠种粮不可能致富，连吃饱饭都难。于是，搞副业、以副养主是他们的主要出路。但搞副业就带来了一系列麻烦，因为有的人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许干，与基层农民的愿望形成尖锐冲突，也由此构成书稿中的很多故事。改革开放后，农村致富大潮波澜壮阔向前推进过程中，这种冲突反反复复不断出现。后来刚刚有了起色，致富农民之间又发生争斗，既有物质层面的，又有精神层面的。导致一个规模最大的优秀农民企业家、退伍军人败北跑到北京去注册重新开始创业，后来这个人成为全国拥军模范，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多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他的离去，带走的不光是矛盾，还有冀中农村的经济效益。李重远说，他们跑村庄采访，一般不在村里吃饭，都是返回县委吃食堂，偶尔也和岳老师在路边小店要两个包子或两个驴肉火烧，一小碟炒花生，喝一瓶啤酒，这些当年创业者经常吃的简单饭菜，一边交流对那些矛盾冲突的看法，对一些现象进行“反刍”，此时往往会有灵光闪现。

李重远深入基层采访

      构思中李重远也思考过天津大邱庄的事例，在这个曾经的中国第一村，禹作敏打造了一个农村的“独立王国”，最后违法乱纪锒铛入狱；另一个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那么辉煌，但华西村的90%以上的财权掌握在村书记吴仁宝的四个儿子手中，身后诟病很多。加之冀中农村的林林总总，李重远看到了农民身上的可贵之处和局限性。尤其多年来的封建意识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要把《红旗谱》的红色精神在新书稿中得以体现，他设计了退伍军人郭向前的人物形象。让他带着部队的正统色彩进入这片地区，让他与这片地区的林林总总发生冲突和实施改造。如果设计一个农民出身的村书记，会在村里得吃得喝，乐在其中，做致富的带头人肯定能做到，但他往往看不到农民自身的局限性。这是他采访了很多干得不错的村书记以后的感觉。按照一般标准（世俗眼光）他们已经很辛苦很不错了，再对他们做更高要求，是强人所难的。如他冒昧地建议一个自己有企业的村书记尝试股份制，于是他打算第二次采访他时，就被坚决地回绝了。李重远自知是多嘴了。但在书稿中，对一个在部队锤炼了好几年的优秀退伍军人，允许做这种设计，至少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这是他的想法。书稿中“汪家”与“郭家”的过节与矛盾，其实是写封建的王权意识与国家发展的矛盾冲突，王权意识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凌驾于众人利益之上，与党和国家倡导的为人民服务风马牛不相及，更谈不上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

李重远深入企业调研

       这部书稿还想阐释和演绎一个问题，就是当今农村的理想状态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共同富裕。李重远说，有的人可能对于强调马列主义和党的领导感觉刺耳，而冀中农村的情况，他的体会就是只有以马列主义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才可能减少矛盾和冲突；只有加强基层党的领导，才可能有效遏制黑恶势力的产生和漫延。若在党员干部中搞价值观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混乱、迷茫、不该发生的矛盾和恶性冲突。这种情况若干年内不会改变。2018年中秋节，他和北方网的朋友去冀中农村和农民一起过中秋，被农民团团围住，告状说他要竞选村长，结果竞争对手叫来黑社会，举着大片刀威胁，报了警警察也没及时来，差点发生流血事件。事情就发生在几天前。而以往这片地区的流血事件真的没少发生。近年中央不断强调打黑除恶绝不是无的放矢。《红星谱》只写到了1985年。他不想让这种现象出现在新世纪以后的书稿里。而自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的这些年里，国家的主流舆论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类的声音虽有但形不成气候，“自由化倾向”甫一出现就成为被遏制的对象。《红星谱》这部书稿要反映这一时段的故事，尤其继承《红旗谱》的红色精神，就需要站在主流舆论一边。所谓“主流舆论”，需要掰扯的问题肯定也有，但不是这本书应该讲的。

李重远深入乡村学校调研

       45万字的《红星谱》近期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审查通过，付梓印刷，不日面世。作者李重远（岩波）接受了记者采访，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他特别提到：冀中农村很多村干部和农民对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反映他们的心声。而这本书重点诠释了一个问题：农村的改革开放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农民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离开党的领导就很难成事。即使成事了，也很容易很可能出偏。这个立论也可能会有争议，因为，对于什么叫“偏”，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解释。农村的日子好不好，关键不在于单干或集体化，而在于“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一点在地少人多的地方尤其明显。死水一潭必然受穷。至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孰优孰劣，“先富带后富”实现不了等等，需要诠释的东西实在太多，不是一本书一个故事所能讲得完的。这本书稿因为“谱”的限定，就带有时间性，是全景式反映一个地区一个时间段的故事。能够预示未来而不能“描述”未来。在写作过程中冀中农村的县、乡、村干部提供了大量鲜活素材，李重远（岩波）代表广大读者在此向他们深深致谢！长篇小说《红星谱》，为冀中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敲了金鼓！